遗言集(1)
有这样一个常常被提问的问题:“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答案多种多样、纷繁复杂,有些人仅仅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花去了这最后一天。我想如果真的只有这一天了,那还不如立即赴死。人之所以有说不尽的话就在于他们并非真正相信只有那一天,也不在乎浪费这一天在闲谈上,也许是他们只听到这个句子最前面的一个词——“如果”,他们只知觉到那个最遥远的声音——“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都还没开始,人还可以沉思,沉溺于闲谈。
山中人兮芳杜若,飮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山鬼》
一旦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感到了自己的悔恨和别人对我的怜惜,也带着一丝震颤——这几个平淡的字是否意味着自己的死亡?对此,我也不明白,也许永远不用也不会明白,因为人只有在死后才会恍然大悟。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评价自己的生。评价的不是生的价值而是生的幸福或痛苦,权衡幸福与痛苦,在之中人才能确立生的价值,所以评价一件事情其实是程式化的、表面的,除去了一切感情再来评价什么东西其实是颠倒了顺序,但这也是人所能拥有的唯一方式,生存着的人不知不觉地欺骗着自己,这是一种积极的自己保护,但他们却总的以真理的面目出现,这让我发现自己是不适宜存在于世的。面对亲爱的人,我不得不留下这些言辞,让敢于观看的人去阅读。但言论仅仅是言论,与我可能的死亡断然没有关联,也许死因会让人觉得一个有着高尚言论的死者是可鄙的,同时,寻找唯一一个死因的人更是可鄙,因为没有人会为某一件事情去死,而会为价值的总体去死;不会具体地去死,而会抽象地、没有目的地去死,而把死因归结为某一事物的人总是假设了唯一的、具体的原因,他没有真正地生活过,也不能理解生命。
毁灭算不了什么伟大,因为总有残渣,真正伟大的是有无之间的自由——自己决定自己的生与死。然而有谁能够在两者之间现实地穿梭呢?在对这种可能性的否定之后,我在言辞上开始我的自由之行。
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的东西拆了造自己的东西,这是人的历史,后人总是把前人的时间之矢拽向自己,把自己标志为胜利者、继承者和开拓者。然而有一些人为之物却可以成为永恒,它一劳永逸地把时间之矢拽向人性,而不再为不同时代和不同种族的人所改变,这是人类建造的唯一与天相通之物,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形式:金字塔、通天塔还是佛塔,及至今日的信号塔,塔顶必定的刺入天空的,这不光是技术上的限制造成的,还凝结了一种意识——要把天地之精融汇在这种渐渐向上缩小的裁判所里,并通过它而进入天空。由此塔具有不可更改性,它永世存于一个地方,它只是一次性地更改自然,此后不再有人与自然的斗争,在建造的过程中,人彻底地征服了一个无名的自然,使其与意义融合在一起,于是,塔如同一个坐标,神圣地钉在那里,而人的活动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正因为它的不可更改性,它才能具有保存的功能,人只有在这里才有安宁和至福。对于没有天国信仰的人来说,这块高出地面的尖顶就是至福之地,而要走向这个尖顶有时则需要不择手段,毕竟这是“人”之端;对于那些信神者来说,塔却如神的棋子,于是人的生活便充满了戏剧性,即可能性,可以被神拿来搬弄。塔对于他们来说确乎是工具了,弗有自身的神圣性,其可以被建立也可以被毁坏,对于这些人来说,塔本身在信仰中不具有首要性,而当塔被认作一个中介者的时候,那么塔变不再具有建筑的特殊地位,而只是物质的聚集体,作为这样一个聚集体,其同样可以涣散离析,而这种情况对于佛塔和金字塔来说是不可设想的,相反对于通天塔和信号塔来说,它们的存在意义仅仅指向某种功利,如果那个为它们所指向的目的消失了,那么塔即自行崩塌。
Le feu d’Amour faisait écarter la blessure,
Surnagent tous les temps sur l’eau douce limpide ;
Sur les rives d’étang pleurait-il le Timide,
L’écarlate saisit coeur dans la folie pure.
J’attendais un ange passant dans un silence,
L’abîme en donne sans m’avertir d’un écho.
Les parfums m’emmènent vers l’ambroisie d’Ego,
Les Olympiennes en sont les chefs d’évidence.
Les corsaires dansent l’apache avec la fée
Qui s’est abandonnée à l’eau de vie butée,
Rythmes extravasent comme le sang élu.
J’entends les pouls de tes crises dans l’âme instable
Qui se tremble au vent de l’Apeiron depuis néant,
D’où vient le Tumulte à l’abri du Confortable.
四天去了三次复兴公园,原来是法式花园,现在只有法国梧桐也许还能够不充分地证明这曾经和法国有关,但这些树显然小于五十年。
从前的私人花园现在被人民群众占据着,里面充斥了各式的人,大多数人恐怕是天天都来这里,似乎回家倒是去上班似的,带着些许苦恼和抱怨。仲春的梧桐树漫天地飘洒着毛茸茸的种子,被阳光晒得干燥,并着公园人群中的烟气,弥漫在渐渐变热的空气中。衰老和残疾的人树荫下艰难地游荡,为的是再看一眼熟悉的景与人,这新的一眼并没有再在他们心中留下更多的东西,只是形式所需,为了完成每日来这公园的使命和意义——宣告他们在新的一天里还残存着:啊,又是美好的一天,我抚摸我的身体,发现它还是活的,这就是幸福!
早已死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雕像屹立在公园的树丛中,观望着公园中赌徒的命运,他们的慧眼洞穿一切,这两双眼睛永世长存,而公园中的百姓却唯有此世,他们用骰子决定未经决定的一切,并且还压上过去的一切(他们的历史);那座石像亦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用理性和激情做了赌注,他们的骰子还在转动,还未显示出结果,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猎物是否终究会到手还是一个未知数。而我们这些观众已经不耐烦地悻悻离去,我们对于理想没有这么大的耐性,我们鼠目寸光,这光只能照到未来的五十年,至于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变革和革命,我们只能用会衰老的生命来观望不会疲倦、没有记性的冲动和激情。如这公园,不知道被铲平过多少次,又重新布置过多少次,历史在“左”、“右”的摇滚乐中而获得机械必然性,如同失去双眼的野兽横冲直撞而拓出一条道路——这被人们错误地概括被必然性的道路或者历史必然。我们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这种错误的解释却维护了民族的健康?如果一个教育体制对它的人民说:你们是有朽的;人的生活是不可救药的;至高者(上帝、党、信念、理想、家庭、道德……)是不存在的……那么难以想像一个民族可以自强不息,而只能是一个绝望而又勇敢的民族,这个民族是毁灭性的,它不光毁灭自己,同时也毁灭他者,这个民族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民族已经终结,而只有德意志人依然存留。
日光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石像已经平静了很多,没有在别的时代那样能够引起喧嚣,他们开始安宁的生活,注视着革命后的民生,他们的学说也克制了自身的激情而开始觉得有些空虚了,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爱过”的感觉吧。在如今没有爱也没有恨的国家里,一个学说仅仅是文字而已,不再能够引起行动,更不用说掀起什么浪潮了。而我敬爱的诸生命毕竟为这理想付出过不值得一提的代价,国家以他们的名义立了无名烈士纪念碑,并非真为了纪念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无名的,而是为了民族的健康,为了使民族具有前仆后继的勇气和力量,为了能够使一个羸弱的民族通过纪念碑的凝聚作用而战胜孤狼。“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还在心中回荡,遍地却已经是不堪入目的尸骨,终有一天,我们要把马、恩石像和无名烈士纪念碑面对面地放置在一起,唯有这两者是真正的对话者,虽然两者充满了敌对、怨恨和爱。
为什么一个聪明人,尤其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不能证明他自己是信仰者?那些满腹经纶、亦能背诵圣经的人不能说明他们比一个健忘者,尤其是一个每次说起圣经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而又顿时相信之的人要更加具有坚定的信仰。真正的祈祷是在每一次祈祷时从头开始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不是用那些从通过背诵而得来的现成记忆中的字句来证明上帝存在或直接相信其存在。对于前者来说,每次祈祷都是重新开始,都意味着生活彻底颠覆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失忆者”来说,他们的教育没有对他们的信仰起到保护作用,以致让这些人常常处在“走失”风险之中,然而,这却是真正的信仰,所谓真正的信仰就是冒险,是毫无防卫的走钢丝;就是彻底性;是一种模棱两可性和如履薄冰的生存体验。每一个天空的表象之后都是神秘莫测的上帝,他却从来不来到人间,即使作为上帝的耶稣也并不具有上帝的面容,而一个信仰者惧怕的就是那张面容,既害怕它的显现,又害怕它的不显现。而一个对信仰认识浅薄之人必定会在这个“危机”时刻垮掉,他们会任人所为,听任摆布,此刻他们相信一种虚假的必然性,似乎是这种必然性使他们背弃了上帝,同时这种必然性又被说成是上帝的善。于是,背叛也变成了毋庸置疑的美德——为了善,我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