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18

2007年1月日记

2007-01-30
二十五年前,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出生了。这二十五年的时间几乎被我涂抹地难辨踪迹——我对自己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弯曲的轨道上我来到了现在站立的地方,突然记想起二十五年前一个不可能被记想起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我所相信的父母告诉我的,我却不能去证明他们是否是我的父母便相信了这个事实。他们的养育也并没有让我有任何怀疑我由他们而来,然而我来了,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必定要求我加以熟悉的世界,如果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还是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的话,那么似乎不太可能还残存在此写这断绝了二十五年的日记。所以,关于过去的记忆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不光是我记忆力弱,还是因为我烧掉了一切我找得到的关于自己过去的印迹——照片,父母关于我出生不久时记下的手记……这些帮助记忆的纪念品,因为它们引起我的愤怒——我的出生似乎是他们发泄的对象,而如果没有我,他们便觉得生活是虚无。他们的虚无是只有一个活生生的“我”才能填充的,一个领养的孤儿是不能胜任的,因为他不是活生生的骨肉,没有流着他们的血——这血统多多少少也是他们的发明而已。生出一个东西来是有很多缘由的:也许是喜欢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了便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其实从出生以来就是一个负担,只是对孩子存在的宠爱冲淡了将来的那种愤怒和无可奈何;也许是养子防老——这是一笔巨大的经济预算,既然是预先的,便是有风险的,万一孩子死得比父母早,这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悲恸,大概也只有经济学家才有真正的能力作这样的预算;也许某种意外,不小心让精子亲吻了卵子,造成了不可预料的生命价值。这样的父母也许会弑婴来挽回某种过失,但其实是不能完全挽回的,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然而我自己是处于何种理由被生下来的,我不知道,也许是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我活着,而知道了却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会让我失去生存下去的幻觉。我喜欢这种幻觉更胜于造成幻觉的真理。活着的人又怎么见得了真理——这是多么古老的箴言啊。
我的日记从现在开始就是回忆录了,既回忆久远之事,也回忆刚过去的事情,也许日记应当纪录当日的事情,然而依据每日的光阴而来对日记的定义对我并没有什么价值,也不能限定我当日做的任何事情。因为我每天都在回忆中度过,回忆做过的事情,在回忆中理解一切事情,在回忆中做将来的规划(如果有规划的话)。
如此长的时间,我每有留下可供自己查阅的文件资料,要写回忆比写论文困难得多,所以日记不要有某种客观主义的幻想,作者的日记总只是关于当时的,虽然当时也在绵延的时间中,但绵延的时间不是某种纪录在最高者精神中的东西,它是人眼睛看到的如雾中群山般的东西,蜿蜒着消失在地平线下。日记只得从当下的地平线观望过去,观望自己的信仰物——最大的信仰物就是自己的起源,出生。对于一个出生的最表面的定义是写在身份证上的,我看着上面的字,开始怀疑被平面化的身体:我二十五年前在那里出生吗?我现在生活在这里吗?这个号码是唯一的吗?我受到某个机构的管理而不能超越一定的范围吗?看着这个牌子,渐渐地连原先认识的字都读不出了,自己灵魂出壳般地游离了自己的躯体。只有这样才模模糊糊地来到从小生活的地方。
我现在不愿意提到出生地的名字,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由于害羞,尤其是用普通话这种通用性语言提到的时候,似乎这样把自己的秘密用一种不适宜的语言说出去而让听者误解了秘密本身,从而又不得不返回来重新守护这个秘密,但同时却已经向人宣布了自己有一个秘密,也许有些人就这样错误地把关于我的秘密宣扬出去。如果把日记作为我的秘密的话,也必定会见到日记的命运,它被人拿去宣扬,听者只听懂他已经懂的东西,而对于他本来就不懂的东西他就随其流走,而秘密恰恰在于他不懂的那些言语里。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有秘密,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把秘密以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了,那么它的命运就由不得我来掌握了,我把它托付给了别人,就像把一个弃婴用不合适宜的言语包裹好放在木盆里随其漂游,由命运再把它转交给别人,这个命运之神就是时间。时间不光是隔绝了我和他人,也隔绝了我与我自己,出生时的我和现在写这日记的我。我拿这种受过训练的词语去描述还未牙牙学语时我的生活,这不是错误吗?但也是不得不犯下的错误,否则那时的我就真正地失落了。有些人随其失落,他们是坚强而伟大的,然而他们的伟大要么不为人知,要么就是为人误解。我们竭力用受训语言包扎出来的世界史和个人史并不是历史,而只是当下的游戏,我们是为了开拓游戏的界限,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游戏而将之说成是历史,因为以如此一来,所有被知识归类的人物都加入到当下的狂欢中来,这个狂欢有一个动听的名字——聚集。在一个聚会中,聚集着许多朋友或许还有很多敌人;在一次祭祀上,聚集了许多鬼魂和活着的人(也许还有神——我不知道),这便是所谓的当下的游戏,这是时间的聚集,是命运大会,因为没有谁知道游戏的结局如何,没有谁能作出预测,不光是没有能力,更是没有意义。
我的语言试图去逼近很久之前的那个信仰中的真实时刻,试图通过天花乱坠的语言让自己生得伟大,同时也让所有的祖先便得伟大,这个是公认的伟大生育力,它可以超越任何表面上看来的不道德。也许是个巧妙的借口,其精妙的程度到了让人不能发觉它自身是一个借口的地步。既然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再说它是什么谎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也没有进一步狡辩的意义了。

2007-01-30
二十五年我试图磨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折磨自己,似乎从来没有一刻是自己觉得满足了,不需要再要什么了。也许这样的时刻永远都不会来临,那么我的生活始终在途中,在奔波中,在漂移中。这样的生活是异于寻常的,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渺茫的乐趣,但是偏离轨道毕竟是孤独的,似乎来到的是杳无人烟的广漠,广漠上的聆听已经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在对我说话,我的话也没有人来听,呼啸的朔风也带不走我的音讯。空气隔绝了我的言语。在这样的情景下我还有必要哆哆嗦嗦说话吗?
在家里我每天说话字数都不会超过两位数,再多说便会不可想像地进入尴尬的局面,然而太少也是一个问题,母亲会拷问我关于她不知道的一切,然而生活是无趣的,我不是小说家,编造不出那么多动听的故事,这样的坦白却会带来全家的冲突。
我盯着自己房间的铁窗发呆,眼泪都已流干,跳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早已耗尽,这就是生活的磨砺,把一个强壮的意志磨成原子,用马桶水冲走。生活是可笑的,但是当一个活者经历着生活的时候便不会觉得好笑,因为他无法看到自己的全貌,他看到的只是他的正面而看不到他的背面,在正反的对比中隐藏着的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活着便走不到那个结局。祈求和祷告是没有用的,只有用自己的双腿去走。
我的日记如何能避免提到父母呢?每次提及都会带来极大的不快,是一种反刍的恶心感。回忆——我不要回忆,要压制回忆。这却是极大的自欺。
生日——意味着什么?他们生出了一个叛徒,他是背叛生命的,他对自己莫名其妙地来到世界表示抗议,自杀也许是一个了断以抗议的方式。但是我发觉自己已经如此衰老了而不能爬到窗台,看着下方,倾身向前。
现在思绪很乱,外面阳光灿烂,头晕欲睡。渴望有个柔和的人抚慰着我的头发让我安睡。永不醒来。永不失眠。

2007-01-31
在任何一个孤凉的日子中,我都应该感到幸福,这幸福给我带来大量的写作时间和机会,由于这些给予自己的时间,我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虽然自我永远是个无底洞。但这个无底洞多多少少通过自我的行为变得有些明亮起来,接着是惊奇——原来自己还是这样!
——啊,我自己的生活,每天做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留在日记里呢?这是什么样的日记哦?如果我有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洞可以藏匿起来,也许日记会变得更加纪实,但并不意味着更加真实,因为我所见的东西都是经过我的眼睛选拔的,我的眼睛是思想的表达,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纪录思想呢?对于读者来说,思想本身是费解的,由此是没有吸引力的,而眼睛所见的图像更具有吸引力,更能让事情变得清晰明白,所以我不得不说出下述的想法:
交流的确是令人愉悦的事情,然而交流常常带来伤害,这些伤害包括对于预期事件的相反答案,横冲直撞的言语,出言不逊,交流情感的迟钝……完美而平衡的人生固然很好,它时时顾及着生活的每一刻,尤其是顾及着两个人的生活,但是对于伟大来说,常常要牺牲掉现在的那些每一个时刻,两者的冲突是人生最大的苦恼——选哪一种?诸神已经把签子放在我面前,我当作没看见,然而那个时间是要来临的,它要来临的,我必须在来临之前有个选择,我于是匆匆忙忙地做了个不是选择的选择,那个时候它到了,笑着对我说:“你已经选择了。”我也笑着看着命运女神。手上的签子掉落在了地上。
还有反思,它对生活到底以为着什么?生活的价值是否来源于反思?反思也是生命苦恼的来源?因为他总是想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一个未经反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虽然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会蒙受反思者的欺诈而给他带来不幸,但是欺诈是偶然的,必然性在于未反思本身就是幸福:不需要回顾生活史而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又重新用语言来经历一次,那是何等的苦恼。反思带来不必要的失眠,而失眠并不会随着反思的消失而减轻,失眠会成为一个习惯,在这个习惯中一个人看着自己“堕落”。最好的生活就是能有一个天使看着我欣然入睡,让我什么都不去想。

2007-01-31
看完了《卡夫卡与少女们》,所叙述的故事是美丽而令人焦虑的。唯有最后“夏季的白连衣裙”让我回复到了平静与故事的美丽中去。他把自己的身体投注到了文学中去,不光是通宵的写作损害了身体,而且把身体作为与文学赌博的筹码——少女还是文学?当下还是未来?他要求别人读他的手稿,死后销毁他的手稿,这总是说明了他对未来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通过他对自己写的文字的态度而得到了传达。毕竟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强迫症——“今天又没写。”一天没有留下字迹他就会失眠,并且是习惯性的失眠,成为一种病症。而唯有独处的夜半写作才能挽回向文学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拖累了他的身体,使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还使他每当遇到在少女与文学之间做抉择的时候总是选择后者,总是对未来寄予很大希望(在我们看来正是因为他把身体压在未来上才可能有他的不朽文学)。但选择文学并不等于他在生活中获得了胜利,相反,这给他带来的是同样大的烦恼,甚至是痛苦,伴随着无尽的孤独,而孤独唯有在某个少女的安抚中才能隐隐地退去,孤独对他而言是身体上的浮肿,只有浮动的暗香才是这浮肿的灵丹妙药。但问题是那灵丹妙药医治身体的浮肿的同时也阻碍了思想的发酵,酵母恰恰就是身体上的极其不适,没有这种不适,他就会安然睡去,就没有他夜半泉涌的文思,就没有作品中的处于孤独和恐惧的动物化形象。当他在斗争中总是把天平拨向文学的时候,少女们对他而言就是文学的祭品——他是文学的强烈夜光,把美丽的飞蛾吸引到自己的容光下,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飞蛾,他不断地加强自己光环的亮度,而导致自己与少女们的毁灭,唯一正面的结果就是他不断地消耗越来越多的能源使自己的光亮超过了旁边的那个路灯,让自己的光线能照亮整条文学史道路,成为时间的路标。最后当飞蛾保证自己不会离去的时候,他却要离去了,他的离去是永别,因为他耗尽了生命的气力,他把它浓缩了,他先告别了世界,赶在纳粹之前,因为他显然不能把少女们从集中营救出来,把责任和承担责任的良心交给了残存的犹太人。
少女与文学是否就一定是一个冲突,必须做非此即彼的抉择?经验的回答:是的。文学的伟大在于其独特性,而独特性需要孤独的滋养,而少女的本性是连接文学与世俗,有了少女的文人在社交上可以像泥鳅一样灵活却不一定能写出伟大的文章来,由此一个真正自信的作者必须作出这种牺牲——选择文学!可是没有一个非天才作者能够坚定自信地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无法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忘却自己的性别。他要存活,每一个时刻的饥渴都会让一个没有毅力的作者违背自己从前的毒誓,而回到地上来。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正是回到地上保护了他们免遭灭顶之灾,让他们成为各式各样的学者、文人和出版商。他们对自己已经放弃的理想的眷念促使他们塑造一个个神一般的文学天才形象。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那些天才,他们的嬉笑怒骂无关于那些天才的悲苦,自己却过着滋润的生活,由少女们围绕着,幸福着。

2007-01-31
突然之间,我陷入了日记的深渊,它成了我精神鸦片,把我的时光全耗尽。对着一块空白的地方,我不停地写,至于写的东西全然不像是日记,是反省的反省,没命地反复咀嚼无趣的口香糖,我的生活内容枯燥极了,就像在监狱里,除了回想入狱前的生活还能做什么呢?在监狱里并不能说没有自由感,每日必做的事情都有人强迫着你做并不会让人感到痛苦,这已经不是责任而是义务了,相反,一件事情如果是自己要去做,出于自己的意志才能维持下去,那么这会给他带去痛苦,他要筹划什么时候去做,怎么做,做了又有什么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虽然受到了剥削,但在一个平稳发展的工厂里工作应该是幸福的,不用自己去操心生计,而一个领导者则总是心事重重,总要筹划着未来,并且还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无为确实能带来幸福,心如死灰般的人没有烦恼,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要防止死灰复燃的烦恼。
哦,我的日记似乎一开始就走上了歪路,终究在思想里绕圈子,我的生活呢?每天做了什么呀?我的生活太简单了,如果没有一天的思考,那么日子似乎都不值得一提。当我不思考的时候就没有日记了,那时的生活也许就是幸福的生活,而日记总是幸福的代用品,把不幸纪录在日记里,把怨气出在日记的头上。这对日记是不公的,因为这实际上在把不幸转加给了潜在的读者,那些读者承担着历史的重任(也许是偏见,为此他们发明出解释学)。
写这些东西是自我放纵的一种方式,自己克制不了自己去做应该做的是事情,而对喜欢做的事情却会放任自流,即使那件事情不值得去做,没必要去做或禁止去做,都不能阻止我会上瘾。比如在读完一本小说之前我克制不了自己去做另一件事情,即使那件事情很重要并且很急迫,这些都说服不了我立刻停下来转弯。即意志对自身没有约束力。奥古斯丁也许是饱尝了其中的痛苦。他明知道偷李是错误的,但是偷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快乐的来源,由于他偷李并不是拿去出卖,所以偷李成为一种纯粹的快乐,以至再也没有如此高纯度的“海洛因”。他就想不到任何别的快乐的来源,也无法让自己把眼光转向别的“合法的”快乐。在女人方面,对他来说也是同样,明知道自己已经或正在犯下某种过错或罪行,但是他自己不能阻止自己,让自己突然停下来,对于他而言,使他回心转意的是某种神圣的东西(暂且不论这神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于我而言,是什么也并不重要,因为我不可能通过与他一样的方式获得救赎),世俗的法律没有那种力量。意志总是单向的,盲目的钻牛角尖。往往在不可自拔中毁灭自己,然而不要忘记,虽然它自我毁灭,但是在它的自我毁灭中,它是幸福的,它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毁灭的——这样的意志也许应该叫作植物意志。

2007-01-31
我再也分不清日记与小说或别的问题的区别了,我在日记中纪录的东西完全可以被看作和小说或散文一样的东西,也许我还会在某天写首诗进去,那么日记似乎彻底失去了它的天性,变成了与生活完全无关的大杂烩。这些都是对生活的可恶耗损。然而有什么用呢?怎么阻止得了我独白的欲望,这虚幻的纸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直接回应我,但比起在网络聊天室或和朋友的直接交谈来说,这种方式要更适合我得多,它在情感上回应着我的字词。在内心给我盲目的力量让我不停地写作,而不管这种写作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它总是提供给我无数页的空白之处。它的资源是无限丰富的,我用自己的思想去填充,于是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倒转,不是我开发和采掘它的资源,因为它是无限的,我愿意如何就如何,而是它在开发和挖掘我的资源,因为我的精神总有一天要枯竭,它便兴奋地在我的心里拼命地挖掘,似乎宝藏马上就会显露出来了,也许吧,但是我的宝藏是有限的,我不知道所有的宝藏被安放在博物馆之后我的命运是如何?我是否就要被遗弃,用原来的泥土回填,就像把我又重新安葬入我来的那个地方。我倒并不为此而有任何悲伤,悲伤的是我无能以认识我自己,我拿不出足够的信心对虚幻的纸张说:“你们全都过来吧,我会把你们消耗殆尽并且让你们荣耀百世。”我没有这样的本事,对着成堆的纸张,在那些等着考验我的虚幻判官面前,我颤栗了,此时,他们似乎在交头接耳地说,差不多要喊出“下一个”了。我匆匆地作出未经考虑的选择:“好吧。”自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终身大事已定:我把生活交给了写作,也就是交给了死亡,因为我的期限已定,在死去之前要交出一个作品,并且这个作品的评判者不是任何活着的人,也不是任何死去的人,而是任何将来的人,这就是时间对写作所作的真正独裁:“一切都在时间的品味面前得到检验。”于是各个时代涌现出了满城的“卖身之作”——有的讨好当时的读者,那样的作品在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便获得了殊荣;有的讨好未来的读者,那样的作者也许当时遭受了火刑,这些蔑视身体的人对自己的时代表示了最轻蔑的高傲:“我的文章是给未来的人看懂的。”宣告了自己的超越时代性,而超越时代性被错误地等同于伟大,这是过度崇拜通灵术和预见力的结果。只有很少几个人讨好死者,但并不是纯粹的,他们往往在“为往圣继绝学”的时候与那些对厌恶本时代的人结为同盟,共同向未来者献花。在此,似乎已经穷尽所有作者动机的可能性,的确如果再提出第四种动机便会让人觉得不可信,甚至可笑。这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未曾把理解设定为作品的目标,无论是让谁理解——死者,活者还是未来者。他们自说自话,就像念经的和尚,没让任何人理解,由此对于他是否理解,这一点是不可证明的。
那么我现在说了什么呢?我自己都不能理解,因为我是受过熏陶的人,我的品味是大家的品味,我的清白需要大家的证明,我的生存需要大家的支持,我的堕落也需要大家负责。大家——这个我怨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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