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的箴言（19）
这一天，我突然失去了一切，又要重新开始积累，但是不能忍受再过一遍一样的生活，决不重来。
2007/1/31
少女和文学
看完了《卡夫卡与少女们》，所叙述的故事是美丽而令人焦虑的。唯有最后“夏季的白连衣裙”让我回复到了平静与故事的美丽中去。他把自己的身体投注到了文学中去，不光是通宵的写作损害了身体，而且把身体作为与文学赌博的筹码——少女还是文学？当下还是未来？他要求别人读他的手稿，死后销毁他的手稿，这总是说明了他对未来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通过他对自己写的文字的态度而得到了传达。毕竟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强迫症——“今天又没写。”一天没有留下字迹他就会失眠，并且是习惯性的失眠，成为一种病症。而唯有独处的夜半写作才能挽回向文学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拖累了他的身体，使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还使他每当遇到在少女与文学之间做抉择的时候总是选择后者，总是对未来寄予很大希望（在我们看来正是因为他把身体压在未来上才可能有他的不朽文学）。但选择文学并不等于他在生活中获得了胜利，相反，这给他带来的是同样大的烦恼，甚至是痛苦，伴随着无尽的孤独，而孤独唯有在某个少女的安抚中才能隐隐地退去，孤独对他而言是身体上的浮肿，只有浮动的暗香才是这浮肿的灵丹妙药。但问题是那灵丹妙药医治身体的浮肿的同时也阻碍了思想的发酵，酵母恰恰就是身体上的极其不适，没有这种不适，他就会安然睡去，就没有他夜半泉涌的文思，就没有作品中的处于孤独和恐惧的动物化形象。当他在斗争中总是把天平拨向文学的时候，少女们对他而言就是文学的祭品——他是文学的强烈夜光，把美丽的飞蛾吸引到自己的容光下，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飞蛾，他不断地加强自己光环的亮度，而导致自己与少女们的毁灭，唯一正面的结果就是他不断地消耗越来越多的能源使自己的光亮超过了旁边的那个路灯，让自己的光线能照亮整条文学史道路，成为时间的路标。最后当飞蛾保证自己不会离去的时候，他却要离去了，他的离去是永别，因为他耗尽了生命的气力，他把它浓缩了，他先告别了世界，赶在纳粹之前，因为他显然不能把少女们从集中营救出来，把责任和承担责任的良心交给了残存的犹太人。
少女与文学是否就一定是一个冲突，必须做非此即彼的抉择？经验的回答：是的。文学的伟大在于其独特性，而独特性需要孤独的滋养，而少女的本性是连接文学与世俗，有了少女的文人在社交上可以像泥鳅一样灵活却不一定能写出伟大的文章来，由此一个真正自信的作者必须作出这种牺牲——选择文学！可是没有一个非天才作者能够坚定自信地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无法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忘却自己的性别。他要存活，每一个时刻的饥渴都会让一个没有毅力的作者违背自己从前的毒誓，而回到地上来。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正是回到地上保护了他们免遭灭顶之灾，让他们成为各式各样的学者、文人和出版商。他们对自己已经放弃的理想的眷念促使他们塑造一个个神一般的文学天才形象。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那些天才，他们的嬉笑怒骂无关于那些天才的悲苦，自己却过着滋润的生活，由少女们围绕着，幸福着。
2007/1/30
关于生日的一则日记
二十五年前，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出生了。这二十五年的时间几乎被我涂抹地难辨踪迹——我对自己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弯曲的轨道上我来到了现在站立的地方，突然记想起二十五年前一个不可能被记想起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我所相信的父母告诉我的，我却不能去证明他们是否是我的父母便相信了这个事实。他们的养育也并没有让我有任何怀疑我由他们而来，然而我来了，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必定要求我加以熟悉的世界，如果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还是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的话，那么似乎不太可能还残存在此写这断绝了二十五年的日记。所以，关于过去的记忆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不光是我记忆力弱，还是因为我烧掉了一切我找得到的关于自己过去的印迹——照片，父母关于我出生不久时记下的手记……这些帮助记忆的纪念品，因为它们引起我的愤怒——我的出生似乎是他们发泄的对象，而如果没有我，他们便觉得生活是虚无。他们的虚无是只有一个活生生的“我”才能填充的，一个领养的孤儿是不能胜任的，因为他不是活生生的骨肉，没有流着他们的血——这血统多多少少也是他们的发明而已。生出一个东西来是有很多缘由的：也许是喜欢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了便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其实从出生以来就是一个负担，只是对孩子存在的宠爱冲淡了将来的那种愤怒和无可奈何；也许是养子防老——这是一笔巨大的经济预算，既然是预先的，便是有风险的，万一孩子死得比父母早，这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悲恸，大概也只有经济学家才有真正的能力作这样的预算；也许某种意外，不小心让精子亲吻了卵子，造成了不可预料的生命价值。这样的父母也许会弑婴来挽回某种过失，但其实是不能完全挽回的，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然而我自己是处于何种理由被生下来的，我不知道，也许是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我活着，而知道了却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会让我失去生存下去的幻觉。我喜欢这种幻觉更胜于造成幻觉的真理。活着的人又怎么见得了真理——这是多么古老的箴言啊。
我的日记从现在开始就是回忆录了，既回忆久远之事，也回忆刚过去的事情，也许日记应当纪录当日的事情，然而依据每日的光阴而来对日记的定义对我并没有什么价值，也不能限定我当日做的任何事情。因为我每天都在回忆中度过，回忆做过的事情，在回忆中理解一切事情，在回忆中做将来的规划（如果有规划的话）。
如此长的时间，我每有留下可供自己查阅的文件资料，要写回忆比写论文困难得多，所以日记不要有某种客观主义的幻想，作者的日记总只是关于当时的，虽然当时也在绵延的时间中，但绵延的时间不是某种纪录在最高者精神中的东西，它是人眼睛看到的如雾中群山般的东西，蜿蜒着消失在地平线下。日记只得从当下的地平线观望过去，观望自己的信仰物——最大的信仰物就是自己的起源，出生。对于一个出生的最表面的定义是写在身份证上的，我看着上面的字，开始怀疑被平面化的身体：我二十五年前在那里出生吗？我现在生活在这里吗？这个号码是唯一的吗？我受到某个机构的管理而不能超越一定的范围吗？看着这个牌子，渐渐地连原先认识的字都读不出了，自己灵魂出壳般地游离了自己的躯体。只有这样才模模糊糊地来到从小生活的地方。
我现在不愿意提到出生地的名字，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由于害羞，尤其是用普通话这种通用性语言提到的时候，似乎这样把自己的秘密用一种不适宜的语言说出去而让听者误解了秘密本身，从而又不得不返回来重新守护这个秘密，但同时却已经向人宣布了自己有一个秘密，也许有些人就这样错误地把关于我的秘密宣扬出去。如果把日记作为我的秘密的话，也必定会见到日记的命运，它被人拿去宣扬，听者只听懂他已经懂的东西，而对于他本来就不懂的东西他就随其流走，而秘密恰恰在于他不懂的那些言语里。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有秘密，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把秘密以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了，那么它的命运就由不得我来掌握了，我把它托付给了别人，就像把一个弃婴用不合适宜的言语包裹好放在木盆里随其漂游，由命运再把它转交给别人，这个命运之神就是时间。时间不光是隔绝了我和他人，也隔绝了我与我自己，出生时的我和现在写这日记的我。我拿这种受过训练的词语去描述还未牙牙学语时我的生活，这不是错误吗？但也是不得不犯下的错误，否则那时的我就真正地失落了。有些人随其失落，他们是坚强而伟大的，然而他们的伟大要么不为人知，要么就是为人误解。我们竭力用受训语言包扎出来的世界史和个人史并不是历史，而只是当下的游戏，我们是为了开拓游戏的界限，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游戏而将之说成是历史，因为以如此一来，所有被知识归类的人物都加入到当下的狂欢中来，这个狂欢有一个动听的名字——聚集。在一个聚会中，聚集着许多朋友或许还有很多敌人；在一次祭祀上，聚集了许多鬼魂和活着的人（也许还有神——我不知道），这便是所谓的当下的游戏，这是时间的聚集，是命运大会，因为没有谁知道游戏的结局如何，没有谁能作出预测，不光是没有能力，更是没有意义。
我的语言试图去逼近很久之前的那个信仰中的真实时刻，试图通过天花乱坠的语言让自己生得伟大，同时也让所有的祖先便得伟大，这个是公认的伟大生育力，它可以超越任何表面上看来的不道德。也许是个巧妙的借口，其精妙的程度到了让人不能发觉它自身是一个借口的地步。既然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再说它是什么谎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也没有进一步狡辩的意义了。
2007/1/29
2007/1/27
露过的高台
清晨无光的时候，草上的露水已经生成，我们穿过了的田野，在荒野的高台上站立，看露过的时间。每一丝晨光都会亲吻夜草的甘霖，微微闻到衣襟的草香。在这高出泥土的露台，我们看着远处倒在草丛中的自行车，似乎后面地里有一个声音要把它偷去，但是它依然在灵光中若隐若现，直到还能被田鼠清楚地发觉，它还是在那里，田鼠从它旁边走过，还发现了我们在露台上看它，于是它幸福地走开了，消失在草莽中。
这露过的高台，水泥的堆砌，本来没有什么地基，倒了边边角角，露出曾经试图作为地基用的红砖，已经是湿湿的，露水亲爱过这个地方，它是通向天心的一处立脚地。
我们在那里站立，站立到阳光的浓烈使露水隐去，周围的芦苇渐渐地现出形来，高台似乎变矮了许多。我们骑车返回乌有之乡。
想起
冬天，北地，两只花狗平行地走了很远，在枯黄色中，成了远景中的两个斑点。在那里，我站立的地方，我闻到了上海石库门走道上的味道，那是一种夏天的味道，变了质的新鲜，沉积在通风走道的边边角角，那里藏着清晨留下的菜叶发烂的味道，还有老房子木头的陈年味，通过退色而斑驳的暗红色油漆看那装在新城中的老弄堂，就像积年的药酒，内容物有些发胀，但形状依然。弄堂里的代代人经历了各种主义的匆匆忙忙和变换更迭，还是每天出来在过道里洗东西，把水泼得到处都是，阳光晒到处很快就不见水渍，而背阴处到人们出来买晚报的时候还是会弄湿只懂得穿拖鞋的清白沪脚。晚饭前后天真的人们在自家门口或拿着椅子跑老远去坐在和他／她一样天真的人身边谈山海经。他们从来不知道各色会写字的女人曾把他们生活的地方和方式和腔调描写成什么样，但是他们的山海经显然要比那些女人写的要有趣得多，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记忆，那些女人们的书永远是那些女人们的，她们怀着落魄的心情，似乎新时代没有提供给她们做妓女的机会。弄堂里的人所懂得的永远是弄堂里的晚报故事和一些从遥远的、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传来的零星消息，美国，法国……某个阔远亲，某个事件……当周围的高楼渐渐遮住弄堂上方的阳光，他们泼出去的水再也不能在一天内干掉的时候，有些人兴许意识到了他们是上海的最后土著，他们的生活要遭到驱赶，那些外地人，那些江北人来到了他们的地盘。他们的历史不能再延续下去，某个固执的人也终将当作钉子被拔掉。这个时候那些写书的女人去哪了呢？她们的鸽子棚被推倒，鸽子各自飞向四方，它们去哪里安家，它们的城邦也许就只能在广场了，每天吃无味的食物，而没有弄堂主人拌的臭豆腐般味道的素食。零乱而布满仄仄走道上空的电线呢？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被缺乏耐心地剪断了，废墟上空变得一片开阔，脚下的思绪一片迷乱。废墟，一片灰白，那墙根的黑色呢？那些从未见过光的木板在开阔的天空下原来是一片惨淡。那些常常来光顾弄堂的小贼呢？他们是否要沦为乞丐？在开阔的城市里，冬天的无光夜晚又去哪里安身？那些走街穿巷的小商贩们还能在哪里听到自己叫卖的回音？他们消失了，消失在瓦砾之间，消失在清洁工的扫帚缝里，他们像铲车尾气中的一股青烟一样消失在空气中。最后的人消失得如此迅速，他们搬离便告死亡。弄堂不远处的旧厂房的铁门被洞穿，革命的标语已经被刷过几次，后来也没人再有兴趣去刷了，彼此在斗争中老去，就随意让外地人和江北人去规划吧。
他们离开后的余生在江北人的大饼摊边，外地人的理发点周遭度过。阳光比弄堂里更加明媚，生活却更加黯淡，连好奇的洋人也不会再来他们生活的地方驻足——他们失去了唯一珍贵的处境。
2007/1/26
黑色
“阳光，就是作为伦理运用于实践生活的理性，而我们在实践生活中正是被束缚在现实的条件上。但夜晚却用一块舒适的面纱隐去了这个现实，反过去借着星辰给我们展示可能性的天地；夜是梦的时间。”
沉入黑色的深渊我才能发现世界可能性的秘密。当一个人不再满足于眼睛所见到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生活就面临一种对实在的背叛，他必须背叛他的眼睛，他的所见所闻，而走入黑色，用另一种方式去经历另一个世界原则。
黑色并不是缺乏光（我似乎走入了摩尼教的深渊，但却是愉快的下坠），黑色自身就是可能性，它保护着不可理解者的不可理解性。它反对光线的无节制的敞开性，为自己谋求一处宁静之地，在此地生活着矜持、自恋、高傲、高贵、冷漠的保护神。这些保护神不会去侵略光明之地，而是保护自己被光明侵略，他们相信光的恐怖——“见光死”，但他们并不是维护着丑陋，丑陋乃是在光明之地的笨拙表露，而黑暗中，黑色保护着惊艳和绝色，她们的出现不是让自己死亡而是让光明退缩，让光明中的眼光变得迟钝无神，变得有眼无珠。
用影像——一种重新思考时间的方式
影像是关于空间的，无论这个空间是物理空间还是艺术空间（这个词意义一直模糊不清，也许仅仅是艺术为了自身的地位而臆造的一个词），然而影像与空间的多重关系不是当前要讨论的主题（这个主题同时也牵涉了诸多哲学上的争论）。我所关心的如何用影像重新思考时间。
在文字的阅读中，每一个字或词语都是随着时间的线性流逝而进行的。我们在阅读中记住读过的文字（至少是部分地将之保留于记忆中，如果全然忘光是不可能有理解的——所有的理解都是基于记忆），通过这种内时间意识，对所读文字的理解才得以建立起来，如果文字是关于世界的，那么阅读文字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然而不幸的是通过文字来理解世界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为我常常遇到的是面对一个景观或一幅绘画或一个图像“难以名状”，无法将之形成语言（这种情况不光是对于图像来说常有，对于音乐和触觉来说也是常有的，这些情况不在此讨论）。此外，语言在中国的思想中并不是占首要地位的，中国思想强调的“得意忘言”，无论是对于道家还是禅宗，这都是他们精神的核心。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中早以开启了关于另一种时间的思考——如果把阅读文字理解为是建立在内时间意识（从历时性来理解的时间——狭义地理解）之上，那么“看图”是建立在从共时性来理解的时间之上的。而文字的阅读只有在通读文章之后才能描绘出关于文字的地图，而图像一开始就给出了地图。看图本身就是“统觉”，而对于文字的统觉是在通读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内时间意识是一种基于记忆的反思而建构的结果。由此，通过与阅读文字和看图相关的两种时间的思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人对于文字的理解是从图像进入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人阅读左拉小说的时候，相应的描述对象总是以图像的形式慢慢地向读者展开，如果某个人不能形成这样的图像，那么他就不能理解左拉，推而广之，他也不能理解一切其它的文字作品。在图像与文字共同出现的作品中，图像更具有了在理解上的优先性，是图像首先划定了读者理解的视阈和他进入作品的通道或入口，如果没有这个入口，读者是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作品——虽然入口有好有坏。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思考中国的文字和思想，可以发现汉字具有图像上的优先性，在理解世界这个问题上总试图加以统觉，使用汉字者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的共时的，这在于一方面每一个汉字都使世界以某种方式呈现给汉字的使用者，但是另一方面汉字好构成一篇文章毕竟也需要汉字以某种方式加以排列组合，如果没有排列组合，那么单个汉字向理解者呈现的世界是难以理解的（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看看偈语就知道，凭单个字也是可以让汉字的使用者理解世界的）。在这里重要的是汉字时间结构中的共时性的优先性——亦即图像的优先性。
在当前这个读图的年代——媒体越来越多地以图片形式来传达信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画报就是一个证明。世界呈现出了一种泛汉字化（这是从我这个汉字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来说的，不是语言的沙文主义，一个古埃及人可以说是泛埃及化）的趋势。画报与汉语文章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一幅图片包含的信息往往比一个汉字要具体，但图片与汉字相比缺少共度性——将这幅图片放到另一个时代，被另一个人看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汉字相对而言保持了时间上的稳定性。但在此，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是泛汉字化的意义在何处？意味着人的语言能力的退化？——有证据表明的确如此，因为当汉字的使用者忘记某个字的写法后，他会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自创一个字，这在古代是现实的并且也是默许的，同样的做法在当今亦是现实的，只不过不允许罢了。由此，泛汉字化是对世界的个体性认识，这种个体性认识一方面具有稳定性，这使得汉字不至于经过几个世纪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不可理解；另一方面异体字是随着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和对世界的理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演进中图像获得勃勃生机——文字虽然发生了变化，比如产生了异体字，但是人对世界的理解通过图像依然相对稳定地被保留下来。每一个有历史的汉字都聚集了每一个使用它的人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的个体性随着时间的变迁已经不可辨认，但是聚集本身让汉字获得了图像才具有的厚度，这种厚度是任何逻各斯不能完全穿透的，因为这种厚度并不是在空间意义上可以度量的，不如说此厚度是把历时压缩成一个平面——在这个最没有厚度的平面上，汉字获得最神秘的深度。
从中我看到诸多结论（以下仅举几例）：柏拉图的图像理论实际上不光是在可见世界有效，同时还在理念世界有效，尽管其有效性是以隐语地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柏拉图为什么要用隐语呢？——因为文字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即它自身的历时性结构（虽然柏拉图反对语言还有别的原因），而历时性使得文字不具有相关于永恒性的结构，它意味着由于记忆的衰退而带来的变更，意味着对于通过通读文字后对文字之历时性的随意建构，这便使得理解多样化和后人对历史上某个事件的记忆多样化，这同样导致变更。此外，另一个结论是，汉字建构的世界是变更的，更准确地说在泛汉字化的当代，图像取消了它对世界的指称，它自身成为一个终极所指，由此开创的是一个图像娱乐（游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所能理解就是自己（但理解并不是完全、彻底的认识，所以“认识自己”会才成为一项无限的任务），就是那个图像中的自己——这个图像思维不可避免的结论。同样的结论也可以说明在汉语思维中，最重要的理解对象并不是世界，而是理解自己（要注意：汉语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被所谓的“绿色和平”鼓吹的结果，在汉语思想中并不一定具有正面的含义，所以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不能轻易地把“世界”与“自己”“合一”起来），因为汉语思想所建构的是一个关于自身的图像世界——汉字对天地鸟兽的描摹总是从自身出发的描摹，如果没有自身的描摹能力就不可能有汉字。关于这一点，汉语的一个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反求”——天、地、人之道皆在自身内探求。
2007/1/25
自恋者的意义
自恋者把所有的碧水清泉都积聚在自己的水库里，他不愿意把对某事物的崇拜的能量流到别处去，这种向外的流动对他而言是思想的失水状态，是巨大的损失，如果这种损失还不能得到回应的话，那么能量的外流还要加上“莫名”的痛苦。自恋者虽如水仙，但更是仙人掌，在孤寂的沙漠中是绝不愿意向沙子献媚的，他会爱恋自己的倔强和坚强，他把自己奉为拯救自己的神，同时把所有的水分保持在自己的体内并防止蒸发，在自身之内达到了高傲与才华的平衡。
而沙子们总是嗤笑自恋者，似乎是性取向上的一种怪异，但它们自己却在一阵狂风过后不知道被吹向哪里了——沙漠里发生的总是沙子与沙子的交媾和婚礼，也许是因为它们总是爱着另一个吧。
谁在看？——论摄影者的眼
关于摄影（摄影应该理解为图像制作）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谁在看？更具体地可以如此设问：谁在用谁的眼睛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观看什么？在当前的讨论中，我先搁置三个重要的讨论主题：其一是被摄影者对摄影者的反应对摄影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其二是照片或图片的观看者对照片或图片的反应和态度；其三是自摄影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比如摄影与绘画的关系，但这个问题在当今看来还可以加以进一步的补充，即摄影与广义的图片的关系，这里图像包括绘画、版画、照片。但在此仅仅讨论摄影者的“眼睛”问题。
摄影者是否近视，甚至是否有眼睛（盲人同样可以进行图像的制作和生产）都无关摄影本身。这里指的眼睛指的是摄影者的立场，无论这种立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摄影者都必定是要肩负起对自己所摄照片的责任的。由此是否有意识不是我划分“摄影之眼”类型的标准。我所谓的标准在于摄影者的眼睛是“被出借的”；还是自己的，沉默着或喃喃自语。
关于前者我秉承马克思的批评立场，这种“被出借的”眼睛首先是社会化的眼睛，但问题是被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地社会化了。在当前社会化与商业化是等值的，而进一步思考会告诉我商业化实质上是好奇心的外在化而已。新闻摄影和商业摄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好奇心摄影的典范。一个事实就就是南非记者凯文•卡特的《饥饿的女孩》或1994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和1994年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同时由于受到观者的指责而自杀（但指责和自杀并不一定就有因果性关联）。这里触目惊心的字眼是“世界”、“美国”和“新闻”。凯文•卡特是个出色的器具，他在去摄影的途中自己完全迷了路，这不光是因为当别人责问他那个女孩在哪时，他无以应答；更是因为他仅仅把照相机镜头带到了现场，把那里的光线存储在底片上带回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丢光了一切（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他丢了良心，这是微不足道的指责，而且“良心”这个词总是含糊不清，因为人们总是可以问“谁的良心？”或“为了谁的良心？”这样的问题总是会把人们带到我下面的讨论中去。）。这位记者把新闻界的商业利益送上了前线，新闻摄影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有视觉冲击的和更反常的照片，以此扩大各传媒的势力范围。在那个镜头所摄的地方，可以说，人缺席了，准确地说：器具在场的地方，个人缺席了。他以为“记者”这个职业名称的神圣性可以为自己的器具性罩上光环，以为自己的缺席可以受到器具性的掩护而不被人发现，其实这仅仅是掩耳盗铃而已，任何一个自身在场的人都有能力批判这个影子。这种批判是与后工业批判合拍的，因为记者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射向火星的探测器，自动为商业团体送回图片。总之，固着于照相机的人就是照相机本身，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已经死了”。
与之相反，真正的摄影家是通过照相机看自己。不要听信现实主义的说法：照相机作为文艺的典范是能够反映现实的，并且更进一步狂妄地认为能够认识有他者存在的现实。摄影家只能认识自己，甚至连自己都是不可认识的，如果要从认识论上研究摄影，这便永远是一个错误，同时也使摄影蒙受了“无关于真理”的指责之辱。照相机更本上就是一个黑盒子，如果否定了黑盒子，那么就不是照相机了，可能是另外一种器具。而要通过黑盒子认识什么东西，这总是一种妄想，或者就是一种信仰，这信仰无法为自己辩护，所以是不可交流的，由此导致的一个推论是无法通过一种可为大家公共言说的认识论而被认识，并且还有可能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但也不要以为摄影是与照相机之间发生的是无关于认识的游戏。它的确是游戏，但不是摄影家与照相机的游戏，而是与摄影家与自身的游戏。它是游戏，因为摄影家必须遵守照相机的成像规律；它是与摄影家自身的游戏，因为照相机本身是一个黑盒子，在这个黑盒子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由此，摄影家对黑盒子有一种信仰或者想像。在想像中成就自己未来的艺术。所以摄影家必须用自己的想像之眼，这眼睛通过想像的黑暗看到自己的光明。
但是是否有这样的摄影家？摄影家作为人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有可能不幸正好在美国，或者更不幸正好是美国一个报社的摄影记者，那么他如何抛弃别人的照相机而成为一个摄影家呢？
2007/1/22
2007/1/21
报告－文学
我是一个从南方来的小人物，没有学历，据说智商有点偏低，但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为了在北地找一个工作也不容易，所以就将就在屁凯大学找了个卑微的工作，我想只要活下去就可以了，况且屁凯大学名声也不错。我每天的工作是打扫那个研究生的宿舍，据说那里的人一般都是智商平平，找不到工作又出不了国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对此很满意，至少不会和他们差距太大。
我在那里认真做自己的工作，管理员对我也很满意，只是提醒我要注意节约用水，而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没过多久发现了我与他们的巨大差异。从第一周起我就注意到了。我发现有一个人常常在盥洗室那洗手。由于我的工作，我每天要来同一个盥洗室不下十次，然而每次都会发现他在洗手，并且没次都要洗上半个小时。他先走来洗手，再回去拿肥皂，再洗手，再把肥皂拿回去，再来洗手，再回去擦手，再来把擦手的纸巾扔掉，再上厕所，再来洗手，再回去拿肥皂，再洗手，再把肥皂拿回去，再来洗手，再回去擦手，再来把擦手的纸巾扔掉，再把手吹干，再回去拿衣服洗，再回去拿洗衣粉，再洗衣服，再把洗衣粉拿回去，再来洗衣服，再把洗完的衣服拿回去，再来洗手，再回去拿肥皂，再来洗手，再把肥皂拿回去，再来洗手，再回去擦手，再来扔纸巾——我的一个上午就在观察中过去了。这证明了某些人的说法，这里的人智商的确不怎么高，这倒让我很安心。
可是有一天，我来打扫卫生时发现停水了，我难以忍受没有水的时刻，而看到那个人却在洗手！水哗哗地流在他手上，而地上却是一片干燥，厕所散发着停水后的恶臭，牙膏干枯地粘在瓷砖上……这一切我都不能容忍，我要水，我要流动的液体，我要清洗这一切污秽。我看到这脏兮兮、干巴巴的世界就会眩晕和呕吐！
于是我从他脖子上放血来清洗盥洗室和寝室的过道。他鲜红的血汩汩地流出来。我先用他的血洗净拖把，再拖地面。过道的地面在北地阳光的照耀下一片雪白，我如同走入天堂一般，我看到了圣灵向我显现，天堂的大门在向我徐徐打开，有一双手向我伸过来，啊，我想我得救了。
2007/1/20
毛泽东：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
对于毛泽东而言，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自己始终区分了两种知识：以工具论为基础的知识和以伦理学作为基础的知识。
一种知识如果是奠基于工具论的，那么它便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意识不到自身的有限性，由此导致的是知识的滥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越多越反动”。对于没有受“伦理”性约束的知识分子而言，获得知识越多就越是危险。
一种以伦理学为基础的知识是指完全意识到并且完全约束自身的知识，使自己不僭越自己设定的界限，由此是一种自律的知识。虽然第一种知识也可能是自律的，但它们的相异之处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第二种知识克制自身，扼杀过分的求知欲。
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我看到了毛与所谓的“密传学说”以及所涉及到的关于柏拉图学说的争论，还有中国的“内传”传统。而毛仅仅是他们的一种极端化表现——他把内传改造为了只让自己知道，也就是说，自己掌握基于伦理学（伦理学指的是关于界限的学说，在本文不具有日常意义，它并不排除大屠杀）的知识，用这个界限去规定一般知识分子的基于工具论的知识。所以我看到毛是不能为人理解的（就像那个尸体，人们看得见却看不透，即使把他的心肝都掏空还是不理解），因为理解本身就是僭越了伦理学基础——它来源于儒释道对“好奇心”的压抑。只有这样才完善地保护了基于伦理学的知识这一脆弱的想法，而我当前的解释却使这一知识彻底崩溃。
北京风尚
这个题目本身试图极力为北京辩护而显得非常做作。然而在一种威胁生命的巨大力量面前，最做作的行为也变得最为自然和妥帖。
北京的风尚就是“土”——在这个字的本意上说。所有人为的东西都带着干燥的泥土味。黄昏的老城区似乎就如风沙欲来的撒哈拉，随着阳光的渐渐暗淡，整个城市沉入了燥泥，空气中弥漫的是尘埃，它没有沙子那么浓烈和直爽。在这尘埃之下藏的又是伎俩，不要以为“北地性”就是直爽，所谓直爽仅仅是思考能力的缺乏和情感上的迟钝。
那么新建筑呢？是啊，很漂亮，只是满是灰尘而已，玻璃幕墙上的土使反光变得柔和，而日日的青天白日让我眩晕。这是个只有光没有黑暗的世界，它只会敞开，而不懂得收敛的地盘；这是一个让你一览无遗的乞丐。
满脸的泥土让心灵倍觉承重，玷污天使的翅膀。昨天这个天使说再也不来这里了，因为他没有看见可被告知的人，看到的仅仅是泥菩萨。
2007/1/19
“模糊”的营养
一个在手上的东西：它把自己的历史交与你，由此你必须肩负起责任；它把自己的前途托付与你，由此你必须推它前行。而你的营养全为之耗尽——它是菟丝子一样的礼物，这个多么动听的学名，它缠绕着你，而你为之死亡。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可怕的只是死亡迟迟不来，它停留于半途，于是有了焦虑，有了折磨，有了期待，有了基督教，有了永生的童话——似乎死亡不会来了，那“让我们回去吧，明天再等吧”——有了戈多这个名字。在“目的”为未来临之前，“目的”在磨砂玻璃后若隐若现，让人产生了美的感觉和占有（至少是认识她）的欲望，这是一种诱惑，诱惑你每天的等待，这便是你生活的营养，为这模棱两可所滋养，对于一个未曾反思过自己生活的人来说，这确实就是幸福的全部，而对于一个学会了反思的人来说：一旦他走入了反思的世界，那么他就再也别想走回到非反思的幸福中去。在反思的生活中，处处是自知之明带来的羞愧、软弱、缩手缩脚、唯唯诺诺、欲进却退。哦，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为他的死进行了多少不朽的沉思，让自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然而这本身就是不幸，精神性的最大胜利即是肉身性的最大堕落，在此我（不是我们，“我们”假设了“我”的懦弱并阉割了个体性——论文成了阉党人的“结晶”。）看到了笛卡尔主义、基督教和斯宾诺莎的生活风格绊倒在这门槛上。可是他们却恰恰是胜利者，因为他们靠了“模糊”的营养使自己身强体壮；而我，一个紧紧抓住“现在”的人必定是一个未来的失败者，死神对我而言已经真正来到家门，这种死不是隐喻意义上的，没有升天，没有复活，而是“断绝”，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倒毙”——不要质问我剥夺了人的尊严，相反，一个“向死的存在者”时时活着而又从未活过，这才是没有尊严者。
2007/1/17
2007/1/16
在场－－安全
选择德里达就是选择了反对在场，就是选择了颠沛流离，就是选择了不得好死。我用最后的力气向你们提出安全的忠告，要平安而懦弱地度过一生就选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吧，也许你读他们一辈子都不明白，但他们至少保全了你的性命，保全了你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以及源源不断的版税，还有保证了你的名字与这些不朽者的某种关系－－你写的书名上一定要你他们的名字，这样你的名字就会沾上他们的荣光，就像你不断地祷告耶稣基督你就能得救一样：这很容易办到，上帝给了我犯一百次罪的机会和一百次救赎的机会，我还一次都没用过，谁要的话请留下E-mail地址，我发给你们。记住：赎救的机会是有限的，如果你正好是第101个，那么你就去做别人的替罪羊吧，因为上帝不会遗忘地上的任何人的，除非你不是人！那就与我为伴吧！
最重要的忠告：要在场。出现在办公室里、出现在课堂上，出现在犯罪现场－－呵呵，那么你是个软弱而愚蠢的人；聪明人在此地又不在此地，他们祝福所有人勇敢。
论“憎恨者”的胜利
《西方正典》——一本怨恨者的书。作者始终在控诉“憎恨学派”的历史还原论，而自己也只是还原论的一种变体而已——文本还原论，莎士比亚之后的西方经典都产生于莎士比亚对后来作者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产生于与莎士比亚的竞争。布鲁姆的“力量”和智慧还不足以论证莎士比亚的伟大，他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还原论都取消了崇高（唯一例外的是尊崇了莎士比亚）。他试图建造经典巴比塔的崇高愿望加上他的拙劣批评只会引来“憎恨学派”的嫉恨，从而他的失败也是民主时代的家常便饭。
现时代需要的是拙劣的狂欢而不是和氏璧。布鲁姆是民主时代的一个特别的角色，他的批评是反潮流的，然而他的笨拙使他成为民主时代反民主的英雄——我把这个角色成为“小丑”。
词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诗人可以没有尊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超越一切或一切都不超越，但是诗人作为诗人必须喷涌出有尊严的诗。尊严即是自立，是在既已在关系中而试图脱离关系的企图，这是一种Levinas意义上的“逃避”，是对当下的绝望但同时又给予当下以生存的自由，他的“政治学”不是改变或改造一个旧世界去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是给予旧世界和新世界以同样的尊严。“逃避”只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有尊严的空间，它与当下的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当这个距离被迫缩小时，继续逃避就是自我拯救和维护尊严——上述所言的是人的尊严，但人的尊严同样可以被看作是词的尊严，从中词获得它们的自由。为了在“逃避”中开拓空间——就像犹太先知在罹难中获得生命的空间一样——诗这种形式获得了它的独特地位，它捐弃作为路标的连词而甘愿潜入密林，远离思想的指向，在自由中开拓自己的独特性；诗也同样无视时间的变迁，它不承认词语考古学——这种学说的前提是“研究对象是死的”——的合法地位，它如堂吉珂德一样盲目地怀有泛神论信仰——认为一切都是活的、有灵的。当赫拉克利特说“诸神皆在场”的时候，他指的是词的灵魂在诗中聚集：每一个神都是位格独立的，然而又有一个家族的谱系，由此诗是自由者的家庭盛宴，我们在词语中听到自由者的言说和沉默。有良知的诗人只在诗中有尊严地言说；神圣的或没良知的诗人在诗中沉默不语。
哲学门——一则妓女和狗的故事
ὴ φιλοσοφία, die Philosophie, la philosophie——妓女的谱系，把持了不止两千年的哲学门，只让男人和女同性恋者进出——这妓院，我是昨天发现的：在医院门口看见一个老头出来，无意中吐了口痰，一只狗跟上去舔完走开了，我盲目地随着他进入了那道门，努力地去卖弄那口痰。
诗与哲学
“与”已经把两者置于二元性中了，由此希腊人在柏拉图的巨大身影下开始了诗与哲学的抗争。然而如果人们还是用“与”这个字来谈论诗与哲学的话，那么他们一方面是处于这种抗争中的，另一方面，只要他们还没有在“诗”和“哲学”之间加入动词，或者不把“与”理解为一种关系的锁链，而是理解为“、”，一种对“并置”的“替代”，那么上述的二元论依然是诗的意义上的。但，诗并不等于二元论，毋宁说诗分裂自身，首先是语言上的分裂，如连词、动词等表示关系的词语的缺失，这导致难以理解、误解和不理解；其次（同时）也是思想上的分裂，这种分裂的结果便是二元论或多元论（但这并不是政治上的，也与文化的多元论无关，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多元论正好颠倒了诗产生多元性的这个顺序。）。由此，诗在分裂中表明了自身的特点，同时也与哲学相区分。
一个地方，一个纪念
记忆总是关于过去的，那些事情过去了，它们不再返回到生活中来，它们留在记忆的黑白照片中成为故事，可以向另一个未亲历的“陌生人”讲述——然而它们不再回来，它们只是时间的图像。
一个试图寻找过去时光的人所寻找的并不是“时间”，而是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返回”。一个人不是幽灵，他／她生活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首要的并不是韵味，如所谓的京味，而是最实在的味道和口感，不要用言语去深究那个地方的韵味和腔调，而是用身体去品味那里的芬芳和惬意，让这味道去引诱多年前的意味，这样才能把过去的时光唤回到现在，与现在共舞共醉。
这是一个老地方，并不因为它老而失去了他的光华，而是因为“老”而赏识了他的过去，沉溺于略带伤感的甜蜜中，共享美味的人也分享品尝了记忆、历史和梦幻，这些沉醉的人是最没有未来和理想的人，他们没有目的。林中隐去的咖啡馆和小路边暗藏着的美味——南国的食色之欲点缀着林木汁液的浮动暗香。咖啡馆的炉火之梦遮挡着冬雨的寒湿，珞珈山的雾霭阻挡了未来的入侵。这个老地方所有人都沉醉着，路上偶有的行人亦如天穹上的流星，慢慢地行走而又倏然地消失了，没如林中？或拐入建筑一隅？冬季，深绿色的树林，茫茫的云雾，消匿的图景，只有凭着心中的熟悉和记忆中的独特才能寻觅到被禁的美味、感情和力量，它们在这透光的树林中与之成为一体。
一个地方自己返回来了，不带有时间的匆匆忙忙，就如那冬雨不腻地亲吻遍每一片树叶——还在树上的和落地入土的。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没有烈日，没有寒风。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自己返回到这里，纪念这里返回到现在。
童话是一首圆舞曲
童话并不是给儿童讲述的故事，它是成人的社交游戏，它的特征是回旋——在故事情节的一遍一遍重复中获得前进的可能性，并由此得到一个与这种前进的可能性所不同的结局以终结这个进程，就像圆舞曲也终有终结一样。以下是一则格林童话：
选择未婚妻
从前有一个年轻的牧童想结婚，他认得姊妹三个，她们都一样美丽，因此他很难选择，不能决定哪一个好。于是他向他的母亲问计，母亲说：“你她们吃饭，把干酪放在她们面前，留心看她们怎样切它。”青年照办。大女儿把干酪连皮吞下；二女儿急急忙忙切掉干酪的皮，因为用力太猛，还有许多好的干酪在皮上，她一起丢了；小女儿仔细剥皮，不太多也不太少。牧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的母亲，母亲说：“你娶小女儿做妻子。”他就同小女儿结婚，和她生活得很幸福。
首先是故事的“进入”：“从前”——这是进入舞池的一道边门，在听者不知不觉中，舞曲已经开始，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便已看到别人已经翩翩起舞。这种无意识是由“从前”、“有”这两个词加以标明的，如果没有这些词，童话便会成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便会陷入解释的迷茫和对讲述者的合法性的争论中去。这个因素对于童话来说至关重要，它似乎是一个人为性的开端，一个随意的设定和对历史的无知，其实并非如此，“从前”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间状语，它是关于时间的表述，但又没有给出一个特定的可供回溯的点，所以是不定的，由此使得故事在被讲述中获得它的永恒性——每一次的讲述都以“从前”开始，这就避免了任何由于时间而来的历史偏见而使得故事本身被不断地传述。“有”似乎获得了故事的真实性，其实遣词的模糊性恰恰取消了“有”给听者带来的有效性或真实性。然而“从前”和“有”这两个词还是流露出了对历史的盲目爱好，就如同我们时代的有闲阶级如此地热衷于扯谈时代的“英雄”人物而不喜欢谈论永恒一样。之中显出了童话的卑微之处，这是因为它的永恒性在于被传述——这就需要听者，从这一点上说，童话讨好听者。
其次，在此三个女儿构成了故事的回旋结构，用她们的不同行为来获得故事的进程。“三”永恒地构成了故事的平衡结构，几乎每个童话都是通过故事的三重性而获得进展的，其中三重性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展开的：过－不足－恰当（或中道）（在此遇到的最大的理解上的困难在于儒家的民粹主义，在这个时代高傲的儒家在当今的“丐帮”中重新获得生命，而且比两千年前更加具有“草根性”——别忘了，这个当今儒家的关键词是从外语里借来的，从中“我”读出了其“无根性”和被阉割的情结。儒家中的“阉民”——司马迁——借助一反伦常的规则而获得了荣耀）。这是一种民族智慧，它把自身的教条置于“辩证法”的顶端并等待一个最终的审判。
最后，必定有一个最终打破圆舞曲的“终结者”或“审判者”，这就是牧童的母亲，她用宣言或裁决的方式来划上一个休止符，同时把自己的智慧作为故事的永恒教理。这位母亲不光结束了一个童话，还结束了所有童话，同时更结束了一个民族及其智慧，然而“终结”同时也是一个“开端”，它发现了一个旧的法律漏洞并等待着新的发现，“法律的大门永远是为你开着的”，并且“随你的死亡而关上它的大门”——这就是法律。它的呼吸需要人的存在，如果没有法律的讲述者，那么也就没有了法律，那么童话才真正地、庄严地灭亡了。然而，“童话”这个词，永远期待并且永远有一个孩子来到法律之门前。
圆舞曲终了，语言开始退场了，民族的法律还滞留在那里：
“哪里？”
“那里。”
“哪里？”
“哦，怎么在这里？！”
谁来悼念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个声音预言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充溢着的幸福之祝把八九年后世界良心安置在结实的大地上，让他的祝福生根发芽，结出结实的种子，而他向我们这代人——在他向文字告别的时候还在酣睡的人——撒下的是被他们一代人剥食迨尽的秕谷。这首诗是谁的祭文？他们的还是我们的？——他们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永生。而我们从此关心粮食和蔬菜，按他的命名法来绘制地图，把他的祝福化成我们的良心。月季在我的花园里月月盛开，春天漫长地让我生厌，我收到了他赠与我的一切幸福，然而这却是我的不幸，我的幸福是为他所抛弃的，他之所以慷慨地捐赠给我他的祝福是因为他不屑于他的祝福，或者这幸福不是有关于他自身的。
那个时代，敞开胸襟的时光，他们到处流窜，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度过，为了美食可以徒步乡野，为了一份思想的礼物可以丧命天涯；为了爱情可以决斗……这些曾经祭奠过我们的人现在在何方？在狱中，我听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年华力量；在草莽中，我看到了最令人嫉羡的探询故事。然而这些伟大的人成了我们时代的亡灵或阶下囚。海子，他不会登陆，他用如塞任用迷人的歌声引诱我们时代的理性舵手。我们时代的胜利就是理性的胜利，就是时代舵手的胜利，让我们不至于沉舟于海，葬身鱼腹。理性的祭奠悼念他的光荣和伟大，而他却悼念我们的残存，以这样的方式——我们这些匮乏的乞丐，得到他的怜悯，他给我们的却是伪币，他自己怎么可能靠伪币生活呢？而我们却可以，以此，彼此都得到了幸福，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他用真金铸造他的幸福，我们用伪币购得无尽的快乐。这就是他的祝福，我们的时代要保重，为了他，也为了自己。
谁杀死了思想的债主？
神话是一个时代的最大的债主，它是象征的象征和隐喻的隐喻。各民族的神话是它们思想的真正源泉。我们时代经历了现实主义的洗礼，我们洗去了神秘性，洗去了不可理解性，留下了无深度、匮乏、萎靡，经济制度统治地位由此得以确立。如果有一种关于思想的经济制度的话，那么——不要摆脱债务，而要欠下债务，如果没有债务，谁来抽你一鞭子呢？谁来掠夺你心爱的孩子呢？谁又来奉你为思想的耶稣呢？
日记一则
我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衰老，因为我忆起了昨天而不是想起昨天，这意味着我已经深深地把感情留在过去了，在我做过的那件事情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永恒地变为了化石，它在逝去的时间中占有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住处，“我”生于斯，逝于斯——我所怀念的家园，它驻留于消逝的时光中，虽然这时光随着夕阳常常返回到我的血液里，但我的身体再也不能为这缕光线所温暖，它自己也将消逝于斯，如同老旧照片的黄斑，从白色永远地变为了枯黄色，此后再也不会变成别的颜色，在短短的几年内，这照片失去了光彩，并停留在那它死去的那一刻，就像庞培古城那样保留着生活的气息——仅仅是气息而已。残存的，赠给未来的古董，把自己投向流光异彩的未来世界，也同时在这个时候，它必定要死去，因为未来不要它的生命——有生命者不是未来的当下。未来想要的是尸体，想要的是能够在博物馆里展示的东西，而生命却不是，它至多也只是动物园里的玩偶，而被未来的人们所“活捉”的东西是平庸的，或者是残存的孱弱者。
沉默［修改和增补］
“最后这一种人既不想像也不是相信，他不是通过另一个东西，而是就在那个东西本身看到那个东西本身。”--斯宾诺莎
死了。
后来我明白了他在山巅的独白和终结的决定。这种独白对于人而言是孤独的，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这种独白的话语是暴君的权杖，然而当至高无上的权杖失去那双枯萎断指之手的时候，权杖只是一件物品、一个符号、一段历史。但我在此无能讲述这段“历史”，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历史，更因为我不知道她是谁，也许录音或“回到未来”的技术能够为我们提供它的清晰语音，以便让我们建构、研究和讨论这段语音和他的思想。然而，这一切都让我绝望，因为我除了知道它有一段独白——在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还是无时不在还是虚无——之外一无所知，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存在过，以此，不得不在人称上混称这个存在者以便讲述它的事情。
我将要讲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不是叙述一个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这些真的或假的故事毕竟是要留给历史学家和吟游诗人的记忆的，只有那样，过去的时光在记忆中才呈现出它的面具。这些不需要在此加以研究，因为它不是故事，不具有故事的“真实性”，但同样也不是小说家的想像——这只是历史学家的臆想，他不是我虚构的人物（也许根本就没有人物），既然如此，那么人们或许会否定它的存在，因为她既非真实的又非想像的。于是理智与光明把一个东西以无知的方式架上虚假的镣铐而投入永恒的黑暗。它在那个地方沉默，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她说要有光却没有光——真正的沉默源于她的自身退却和那种不知彼岸为何处、未经探询和考究而所做出的决定。然而我还是我，坚定地守护着这条界河，也坚守着这个人称，但不光如此，我还要僭越为“我”，只有这样才能收起他留在河岸的衣裳，以反对真实也反对虚假的、反对历史也反对小说的方式言说它未曾留下给任何人的思想——他是吝啬的，从未为人发掘过宝藏，自己却收起唯一的真理而遁入隐匿。
所以唯有这收起他衣裳的人才有力量在此讲述以下终究不是故事的事情，因为唯有“我”才是战场上的权杖，我依靠“我”而把这身衣裳挑于矛头，我倚仗“我”，用自己的思想去刺破关于衣裳的记忆和想像，于是我必得用“我”来说话，所有的称谓必得在这矛头颤栗，因为文字通过玷污这纯洁的纸张而把思想的幽灵镌刻在他的处女膜上，而使“我”的声音游荡在文字的白色间隙，用这血去抵抗人的思想侵犯。
一、孤独和吟唱
？
这个惊怵的符号带着询问或傲慢或自信或命令的气势突然把我撞倒在地，把我逼入死角，用尖锐的钩子试图将我倒悬于街角的路灯。
问我：“什么？”
我半卧在地，设想自己的下身淌着血，面对着伟大而高尚的问题，一种对世界本原穷究不止的好奇和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太熟悉的）问题，我发现我的衣裳、我的土地、我的天空、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身体倏然消失，仅仅剩下这无所畏惧的精神——对身体的疾病和肉体的鞭笞泰然处之。这独一的精神看到自己的无牵无挂，对问题的冒犯姿态极为不满促使它从隐秘处反对那肆无忌惮的问题，然而却是嘀咕，却是懦弱的呼告，而不是反抗：
“什么‘什么’？”
这声音越来越软弱，通过对问题本身的质疑使那个声音成为一个被动者。这个纯粹的精神之音凭借逻辑成为一个胜利者，凭借灵魂出壳翻身成为了一个提问者。但是这个精神毕竟是倒下的，没有为其因胆怯而弃绝的骨和肉，它还是堕于虚空。在这铁钩的混战中精神招架不住接连不绝的问号：
“谁？”
我是……
省略号试图寻求存在的一切来为自己辩护，我是绝对精神，我是主体，我是无限，我是不可超越。然而所有如此这般的填词游戏都是绝望的开端，因为“我是不可穷尽的”，于是为了限定自己，为了探寻自我的奥秘而不得不把回答的结构反过来——
……是我——我的傲慢顿时消失，我变得如此卑微，卑躬屈膝地向一切请求给予一个名号，授予一个容我安身的墓穴，好安葬被我弃绝的骨与肉。可是回答我的只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复又是我的回答，这个问号被无数的镜面所反射，形成了一场伟大的讨论，似乎孕育了辩证法，无数的纸张于是便扬长而去，堆积满图书馆以及由于图书馆的拥挤而促生的为其暂存书籍的各色书店。
我却渐渐地消失在这场谈话中，也正在这个时候在发现了一个没有身份的自我，这就是孤独本身——
！
在这孤零零的悲叹中，我反抗，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倒了问号，为自己解除了倒悬，并且命令自己这种提问的奴役只是虚幻，因为提问只是一个空虚的逼迫之音和只有写下来才有些许力量的问号，对于好心而无知的探问我完全可以用置之不理而加以阉割那种尖锐的意图——这种建造长城的方式温和地安抚着，试图以问题来侵犯的人，而反问和质疑则是对他者的剿灭。一副乞讨的面孔命令对方给出一个回答，无论是真心诚意还是虚假欺骗，彼此通过风牛马不相及的对话而排遣自己的孤独。
然而——
“什么是孤独？”
这个问题已经把它放逐了。于是孤独自暴自弃，但却收到了一封信，无知告诉除了他还有另一个。全文如下：
11.11
只有一个写信的日期，也没有收信人的地址，却寄给了我。我并不觉得惊奇，然却浮想联翩。用询问的策略来对付想像方法的缺乏：
谁？
为什么？
寄给谁？
什么意图？
通过这种询问我又把自己逼上了被问题所预设的回答结构：我必须回答发信者是谁，然而必定首先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他的意图是什么，因为对于我来说他的存在仅仅等同于他的意图，至少在我有幸认识她之前是如此。
这种盲目的猜测是我最不擅长的，因为孤独没有想像力，而一个交往者总是具有无限的想像和假设：他首先会设想一个恶作剧的少女。这是最美好的，他最想得到的结局，然而也是最先要被否定的——这个想像贫乏者没有力量去维护它的理想！一旦它知道了想像的虚假性，他所有的力量顿时消隐——一个奋笔疾书者最能体会写作时的性兴奋，这是写作《词语》时的萨特向高潮的奋力狂奔，为了达到巅峰，为了尽快把一切力量耗尽，他不得不把钢笔尖的墨水视作是喷涌而出的精液，这是性欲地写作，为了使自己成为永垂不朽，他巧妙地使用了词语，而不是生子，他欲求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血液，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处女膜，而是全世界的女人和男人。在他把他的精神之液注入人类思想的时候，他死了，因为他只有一枚蛰刺。为了使自己的死亡和不朽提前到来，他选择了兴奋剂；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具有比投枪还尖锐的穿透力，他选择了放弃婚姻，为的是通过阅读他的文字而和所有人进行永恒的婚礼。为了达到所有这些目的，他弃绝了他的肉身，似乎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得到是枯竭、孤独和无想像力。
它的意图在书写的过程中却落了空，除了时间给予其永处遗忘的见证之外，再也没有人怀念起他的勇敢和大胆，即使每个人与每个人结合，也体会不到写作的创世纪的自豪与傲慢。
少女的力量就是软弱，这是一种刺向心脏的力量——一旦她使用“你”。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的脸和她的心都是朝向你的。在这种软弱和虚弱面前你变得比她更加需要扶持，因为你的心为其所刺穿。所以，面对这封只有日期的信的时候，我感到的是安全，虽然终究有一人书写了这个最不起眼的日期——在这封信中却是唯一的符号，它的意向始终是不为我所穿透和理解的，因为我无法站在一个不是我的立场上去设想一个不是我的人并对一个不是我的人去说话。我的眼睛只能死死地盯着那个日期，一个可怕的黑洞，我如何才能占有和理解那道从黑暗中放射出的利光。
在空白的信纸上，似乎有一种声音呼唤着人对它的想像，但它所昭示的却又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因为它的空白，因为它的逃避，也许是对我的反思能力的反讽——我没有料到自己的眼疾使我对人的思想熟视无睹。
然而一个孤独者如何证明他的清白呢？
然而一个孤独者为什么要证明他的清白呢？
她既是被玷污的，也是清白的，她既是神也是非神，但却做不到不是神，拥有人称者走不出自身，因为没有力量否定自己的存在的能力。
作为一个有人称者，他的世界已经先与他而到来，他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是被造者。一个有人称者也永远不是孤独者，因为他拥有了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也会是另一个世界，钱是任何可能世界的媒人，它亲近使用它的人，却远离欲求它的人。一个人，如果她唾弃世界，那么世界会更加紧紧地拥抱他，这世界是一个妓女，虽然它并不是一个嫖客，然而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同意到来了吗？起点不是一种契约，而是孤独，而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独者了，因为他已经是“她”了。我看见他在城墙下漫步。我心里想：他一定是来了。
二、善恶之城内外
这个精神在城门外徘徊了四十九天了。这不是我数的，也不是城门的守卫说的，而是他在那第四十九天告诉我的。她告诉我的时候是正午，他没有影子，而我看到了自己脚跟下的一小块阴影。没关系，我想，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这毛病却随着太阳的消匿而渐渐地严重起来，因为我一开始就把这当作了一个不详的事端。
没落夕阳下的护城河水已经是一片油黑，偶有的粼光泛出石油般地光泽，俨然是石油了。它似乎忆起尚有余辉时的河水，绛红的水冒着火光，红与黑在长河里燃烧。那并非孤独的在世者漫步在粼光消匿的河岸，城墙映衬它伟大的渺小，这个猥琐的精神从不曾在大地上投下一个影子，她试图成为一元论者，为着这个目的，它试图抛弃自己的一切，结果却是她抛弃了自己需要的一切而没有抛弃自己——这个痛苦的漫步者。喃喃地念叨着自己异于常人的壮举，同时也忍受着惊人的苦难。这一天，她准备进城去。
这个城门照例是由一个年轻、热情、守纪的护卫把守。与其说是把守，不如说是看着，因为他并没有阻挡别人的进出。城内外的人进出自己，他对大家照旧很友好。毕竟这道门不是通向城堡，把守并不需要很严，一个稻草人也许也能胜任，只是稻草人不会改换表情，不会与人交谈，差别也许就是如此而已。
三、一
四、○
“○！我的上帝！”
“谁？”
“它是我父亲！”
“你是谁？”
“我是他儿子！”
“谁的儿子？”
“我母亲的儿子！”
“母亲是谁？姓什么？”
“马！”
“动物？”
“是人！”
“人不是动物？”
“不是！”
“人是理性的动物？”
“不，人是言说的理性！”
“哦，可怜的高加索山：‘天堂被推翻，深渊被填平，理性覆盖，一片坦途。理智在平坦的大地上驰骋。’”
“哈哈，人的伟大胜利啊！”
“你是人吗？”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就像问你‘你为什么是人？’一样荒谬！”
“那你是什么？”
“我象征人！”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因为我是你的象征！”
“我是个无恶不赦的人。”
“那我是无恶不赦的非人。”
“我是非道德者。我让我父亲杀了我哥哥。”
“我也是非道德者。我让我父亲杀了犹太人。你把他杀了是因为他比你强大吗？”
“是的。你呢？”
“是的。强者必定是要衰亡的。”
“是的。我哥哥力气比我大，也比我聪明，这两方面几乎超过了所有人。他说的话和写的书无人能解。他把我们的生活目标过分地提高，以致用他的身影遮住了上帝的光芒，我们害怕黑暗。尽管他发现了电，发明了电灯，但我们还是害怕，因为他遮挡了来自天上的光明，那是永恒的光明，而电的光明却要看他心情和脸色，需要依靠他一手控制的发电厂。他恪守道德规范，孝顺父母，尊重他人，他太完美了，他就是上帝，所以他应该去死，因为上帝不是在这里的。他在别处——如果他是上帝，那么即使我们杀他，他也不会死去；如果他不是上帝，那么我们杀死一个人又有何妨？况且他阻碍了上帝的来临。我们把他投到井里，只听到水声，当打开井盖时，除了井水，没有看到他的存在，也许他消失地比我们料想地要更快，也许我们这样做是成全了他，他早想一走了之，他厌烦了我们的愚蠢。这样想来也没有什么好自责的地方。我们又怎么能猜测一个比我们聪明地多的人或神的心思呢？他的离开让我们的生活中心恢复活力，非道德的强劲力量又在我的体内苏醒过来，我感到自己对女人的强烈需求，感到了创作的冲动——写作、绘画、演说，去理解那不可理解的东西，比如我哥哥的话和他的书。在理解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伟大，我用自己的思想刺破了他的处女膜，我感到他的渺小，然而我绝不会承认他是渺小的，因为我的伟大需要通过战胜一个伟大者才能体现出来。他是我的对手，不过，呵呵，是一个已经死去了的对手。这有些令我伤心——当‘我’用自己的‘长矛’捅他的时候，他却没有血，似乎故意在作弄我，在嘲笑我。然而这最终说来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是我在说话，我在理解和解释他，他的嘴巴已经永远地闭上了，这让我们兴奋，让我们精力充沛。他的死或他的消失让我重生。经过四年对他作品的研究让我在研究能力上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我已经是哲学研究的大人物了，我的解释就是权威，因为更强大的权威已经死去，已经缺席，他们的声音无人能听懂也不能有人听懂，除非经过我的解释。”
“是啊，我不就是你的象征吗？我吩咐我父亲将他们带到沙漠，让他们永远活在干枯的希望中，让他们饱受磨难的身躯去喂养他们无比坚强、永远饥渴的精神吧。”
“那谁来汲取我永恒喷发的泉水呢？”
“让那些孱弱者、胆小鬼、文思枯竭者、性功能衰竭者来到你的泉水边汲取你的生命精华吧！然而谁又来补偿你失去的年华呢？除了我还有谁呢？我是你的象征。我是单子中的单子，我四处撒播我的种子，你必定得到它，同时你必定也是我的。而我不是你的，因为我是你的象征，你取之不竭的粮仓。因为你孱弱，所以能牢牢握住我这份潘多拉的赠礼。然而你在打开前你是绝不会信这是份潘多拉的礼物，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人，而我不是；你好奇，而我不是；你以为我是你的朋友，而我不是。我象征你，而你不是！”
“如此说来，象征不是一道鸿沟吗？如果是鸿沟的话，你还能象征我吗？”
“为什么不能呢？你的智力不足以看到所有我看到的景观，我能看见你们杀死了你的哥哥，你何时何处看见我杀死了犹太人？你要信，必得救，天堂是为你们营业的，如果没有你们，我父亲必定歇业改行。为了河两岸的子嗣满地，我们必定要谋害你的哥哥，因为他挡住了天堂的金字招牌。而你，这个头向地狱的孱弱者，我们会派亚特丽斯或维吉尔来引你到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一个人寻不着头绪，也抬不起脚，更走不了那么崎岖长远的路。天堂的吸引力在于永生的幸福——帕斯卡这个拙劣的赌徒也已经在这里永享他的幸福。如果你是一个愚人，不懂得像他那样思考去窥见天堂法律的漏洞，那么就跟随他吧，他是你的维吉尔，如果你耳背，听成了丘吉尔，也同样能上天堂，因为他写过得奖的《不需要的战争》，因为‘他捍卫了崇高的人的价值’。”
“听了你的话，我舒心了很多，不需要烦心去研究法学，我追随他们即是，但我不是愚人，愚人是不会追随他们的，愚人去下地狱。”
“不，你哥哥比你聪明却已经下到地狱里，你发现了空井，但你却无法寻究原因，因为你是人，看不见地狱，只看见你哥哥在地狱门口消失了。要知道去地狱需要超人般的意志，在那里经历过磨难才能成为真正的超人或魔鬼或上帝，你不要被他们引诱，而要杀死他们。”
“生存者就是聪明人了？”
“生存者是‘普通人’。把所有人通过全面地投影而叠加后得到的一个影像就是普通人，这样就把少数的伟大者排除了，除非有人具有双重的影像，既有普通者的影像又能把自己独特的方面保持在普通者的影像下。”
“他是谁？”
“这个人没有人称！”
“谁？”
“一个沉默的人。隐于朝的人。弑君未成者。未知言语者。一个非语言者。”
“这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因为我们在对话。”
“不完全是！”
“你难道没有在和我对话？”
“在又不在。你以为我在和一个使用和你一样语言的人在对话？你忘记了我说过我是单子中的单子，而你仅仅是单子，我们各自禁闭窗户紧锁大门，我是你的象征，你在自己的世界里梦幻，你从没有越出自己的地平线一步，而我常常来你的花园采摘你不曾知晓的野果。你听到的仅仅是一部电子辞典的声音，虽然它知道如何以你理解的方式回答你，但它毕竟是一面灵巧的镜子，它回返了你的问题，把你的问题换成了答案。你难道不知道语言就是分析命题吗？你能走出你的世界吗？试试用别样的方式来交流，不要用？！：‘’——，……”
“我不能。”
“我能。因为语言对于我而言就是别样的方式，所以我来到你的世界，同样我也只能是你的象征，而不能成为你。”
“哦，那我如何确信你是我的象征而不是相反呢？”
“你只能确信。你无法感知和证明。确信无疑的盲从使你成为天堂最忠诚的客人。”
“好的，从现在开始我确信无疑。”
“好的，那么我现在开始为你写小说，给你讲故事，这些纯粹是虚构的，这是为了考察你的‘信’，要征服你自己，即征服人，即征服言说的理性，同时也是考察你的‘不信’，要征服我与你的差异，把别样的我当作你自己。”
“好吧，你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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