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看？——论摄影者的眼

关于摄影（摄影应该理解为图像制作）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谁在看？更具体地可以如此设问：谁在用谁的眼睛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观看什么？在当前的讨论中，我先搁置三个重要的讨论主题：其一是被摄影者对摄影者的反应对摄影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其二是照片或图片的观看者对照片或图片的反应和态度；其三是自摄影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比如摄影与绘画的关系，但这个问题在当今看来还可以加以进一步的补充，即摄影与广义的图片的关系，这里图像包括绘画、版画、照片。但在此仅仅讨论摄影者的“眼睛”问题。
摄影者是否近视，甚至是否有眼睛（盲人同样可以进行图像的制作和生产）都无关摄影本身。这里指的眼睛指的是摄影者的立场，无论这种立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摄影者都必定是要肩负起对自己所摄照片的责任的。由此是否有意识不是我划分“摄影之眼”类型的标准。我所谓的标准在于摄影者的眼睛是“被出借的”；还是自己的，沉默着或喃喃自语。
关于前者我秉承马克思的批评立场，这种“被出借的”眼睛首先是社会化的眼睛，但问题是被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地社会化了。在当前社会化与商业化是等值的，而进一步思考会告诉我商业化实质上是好奇心的外在化而已。新闻摄影和商业摄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好奇心摄影的典范。一个事实就就是南非记者凯文•卡特的《饥饿的女孩》或1994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和1994年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同时由于受到观者的指责而自杀（但指责和自杀并不一定就有因果性关联）。这里触目惊心的字眼是“世界”、“美国”和“新闻”。凯文•卡特是个出色的器具，他在去摄影的途中自己完全迷了路，这不光是因为当别人责问他那个女孩在哪时，他无以应答；更是因为他仅仅把照相机镜头带到了现场，把那里的光线存储在底片上带回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丢光了一切（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他丢了良心，这是微不足道的指责，而且“良心”这个词总是含糊不清，因为人们总是可以问“谁的良心？”或“为了谁的良心？”这样的问题总是会把人们带到我下面的讨论中去。）。这位记者把新闻界的商业利益送上了前线，新闻摄影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有视觉冲击的和更反常的照片，以此扩大各传媒的势力范围。在那个镜头所摄的地方，可以说，人缺席了，准确地说：器具在场的地方，个人缺席了。他以为“记者”这个职业名称的神圣性可以为自己的器具性罩上光环，以为自己的缺席可以受到器具性的掩护而不被人发现，其实这仅仅是掩耳盗铃而已，任何一个自身在场的人都有能力批判这个影子。这种批判是与后工业批判合拍的，因为记者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射向火星的探测器，自动为商业团体送回图片。总之，固着于照相机的人就是照相机本身，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已经死了”。
与之相反，真正的摄影家是通过照相机看自己。不要听信现实主义的说法：照相机作为文艺的典范是能够反映现实的，并且更进一步狂妄地认为能够认识有他者存在的现实。摄影家只能认识自己，甚至连自己都是不可认识的，如果要从认识论上研究摄影，这便永远是一个错误，同时也使摄影蒙受了“无关于真理”的指责之辱。照相机更本上就是一个黑盒子，如果否定了黑盒子，那么就不是照相机了，可能是另外一种器具。而要通过黑盒子认识什么东西，这总是一种妄想，或者就是一种信仰，这信仰无法为自己辩护，所以是不可交流的，由此导致的一个推论是无法通过一种可为大家公共言说的认识论而被认识，并且还有可能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但也不要以为摄影是与照相机之间发生的是无关于认识的游戏。它的确是游戏，但不是摄影家与照相机的游戏，而是与摄影家与自身的游戏。它是游戏，因为摄影家必须遵守照相机的成像规律；它是与摄影家自身的游戏，因为照相机本身是一个黑盒子，在这个黑盒子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由此，摄影家对黑盒子有一种信仰或者想像。在想像中成就自己未来的艺术。所以摄影家必须用自己的想像之眼，这眼睛通过想像的黑暗看到自己的光明。
但是是否有这样的摄影家？摄影家作为人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有可能不幸正好在美国，或者更不幸正好是美国一个报社的摄影记者，那么他如何抛弃别人的照相机而成为一个摄影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