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ft/Gift

［按：这本是我的一篇论文，其中的想法和《词语》文本本身相距很远，今天阅读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致卡卜斯（Franz Xaver Kappus）的书信时，发现其中很多说表述是一致的，所以重发表于此，以期读者的理解促进本人的进一步思考。正文方括号内的为《词语》（Les mots）法文版页码。中译参照潘培庆的译文（有时候并不严格，但只要不是错译就没有改动）。论文中的注释已一律删除。］

“‘情欲地生活，情欲地创作。’——其实艺术家的体验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接近于性的体验，接近于它的痛苦与它的快乐，这两种现象本来只是同一渴望与幸福的不同形式。”
——里尔克

“纵使父母的爱不了解我们；究竟是在爱着、温暖着我们。”
——里尔克

O grands Philosophes! que ne reservez-vous pour vos amis et pour enfans ces Leçons profitables; vous en recevriez bientôt le prix, et nous ne craindrions pas de trouver dans les nôtres quelqu’un de vos sectateurs.
Voilà donc les hommes merveilleux à qui l’estime de leurs contemporains a été prodiguée pendant leur vie, et l’immortalité reservée après leur trépas!Voila les sages maximes que nous avons reçeuës d’eux et que nous transmettrons d’âge en âge à nos descendans.
J.-J Rousseau,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他者的赠与可以是一件小礼物，也可以是一个帮助，还可以是一个表达感谢或崇敬的一个行为或物品。然而他者的礼物乃应该思考为赠与的整体，对于萨特而言，一方面，他是由他者所赠与的，首先，他的身体是父母的赠与，其次是上帝的赠与（“don de la Providence”） ；另一方面，萨特作为他者又是赠与者：“我既是赠与者，又是赠与。”（Je suis le donateur et la donation.）（29）这是否是萨特所厌恶的同一者的永恒轮回呢（187）？这种赠与者与赠与的环节的重合之处正是被他作为祭品的书。虽然萨特表面上摆脱了上帝，但同时又找到了他自己新的宗教和新的“上帝”——我“最终也不相信上帝，只要人们还以这些名称来称呼它们的话。”（202）以此方式，他也把外祖父的书房看作圣殿。
然而萨特在更本上是厌恶他的童年的，因为外祖父的声音似乎变成了他从事写作的命令。因而他是为人所规定的，是在他者的注视中成长的。他的生活不是由他自己启动的，而是作为事实，已经开始了的：“我活着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活着了。”（Je vivais parce que j’avais commencé à vivre.）（74）因而这个开端是被赠与的开端，是由他者所启动的，亦即是由他者所赠与的，所以也是他无法选择的，这是他未经接受而已经接受了的赠与。可是萨特一方面是如此地厌恶这个“被抛”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作为作者又是毫无节制地通过写作将自身投向将来，把自己作为赠与自身而赠与永恒的人类，即使被人很快就遗忘了，但只要人类没有灭亡，那他就将在后人身上“幽灵般的显现”（21）。并且这种赠与是爱的赠与：“我由爱而赠与。”（Je donne par amour.）（29）同样，出于爱的赠与也应该是慷慨的赠与，甚至是“过分的慷慨”（la débauche de générosité）（29）。
然而无论是有条件的“赠与”，还是无条件的赠与；无论是出于谋划的“赠与”，还是出于爱和慷慨；也无论张榜结彩的“赠与”，还是隐姓埋名的赠与，赠与者所赠与的只是赠与者的同一性，因为赠与不是一种经过协商的赠与，也不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是同一性的蔓延和弥漫，因而也就是同一者的永恒轮回，由此赠与（the gift）也就是一剂毒药（das Gift） ，正如gift/Gift 所试图表明的：他者的绝对性更本上在于语言的他者性，同时这种语言的他者性还是排他性的 。gift/Gift（英语／德语）也是要表明语言的他者性、民族的他者性及个体的他者性是不能通过赠与，即通过同一性的蔓延而得到化约的。如此，真正的赠与是否可能？他样的赠与是否可能？
“他样的赠与”本身具有多义性：其一，他样的赠与可以指与受赠者的他异，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与赠与者的同一，也就是上述的同一性的蔓延，是“过分的慷慨”，因而否定了“他样的赠与”本身；其二，指与赠与者的他异，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与受赠者的同一，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同一早已预设了赠与者与受赠者的同一，因而不是本原的赠与，而是非本原的，由此也早已是处在同一者的轮回之中了的；所以最后的可能性乃是指与赠与者和受赠者皆他异的赠与，亦即给出的和得到的都不是”属于我的”（à moi）（42），相对于以上两个可能，此乃是不可能，而不可能恰恰是最高的可能，因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必然包含了它自身的反面，亦即它自身的否定或不可能。
《词语》本身提供了“他样的赠与”的以上三种可能，由此我们可以从萨特的出生和他对书的宗教性态度——“我是教士的外孙 ，我也自小就是一个教士。”（30）“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35）由此我们有理由把萨特称为“神学院学生”（séminairiste）——来理解“过分的慷慨”和“他样的赠与”以及他自身是如何作为赠与和赠与者的。

La naissance de SÉMINairiste et la SEMENce de son père ：“这位死者只是撒下几滴精液（sperme），这通常就是一个孩子的代价。”（22）这就是其父亲赠与萨特的全部，但又不是赠与他的，而是他母亲的，所以他只是给母亲的“礼物”。在这个程度上说，萨特是被造的，因而事实上也是被赠与的（la donation）并且是以同一性的方式被赠与的，但是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这“给了我自由”（18），可是萨特还是对这种赠与的“过分的”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假设性思考：“若要占有子女，这却是很不公道的事！倘若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会整个儿压在我身上，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幸亏他年纪不大就死了。”(18)并且若是他父亲还在的话，这种赠与将持续不断地涌向萨特，进而作为其生活的基础：“假如我有一个父亲，他会以其固执的脾气长期地压迫我，把他的任性变成我的原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怨恨变成我的骄傲，把他的怪癖变成我的规律，他会盘踞在我的身上，这位可敬的房客会给予（donner）我自尊，而我则将在此自尊上（sur）建立起我的生活权利。而生我的那个传种（géniteur）的人，他会决定我的未来。”（73）然而值得萨特庆幸的是他父亲的早逝。由此，父亲一方面开启了萨特的生命，但另一方面这种父亲的力量没有在他身上盘踞多久就离开了。可也正是这个被赠与的身体使自身作为赠与的给出者和受赠者成为真正可能。在此，被赠与的身体自身的不自由却被萨特理解为自由生活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是讨厌的童年的开始。外祖父及其家庭才是在思想上的赠与者，并通常表现为他们的意愿和禁令及家庭戏剧。

SÉMINaire : “我喜欢讨人喜欢，我愿意沉浸在文化之中，我每天都以神圣的东西来充实自己。”（61）事实上，萨特的童年已经认同了所有的赠与，并且是通过与外祖父（“讨人喜欢”）、家庭（“沉浸在文化之中”）和书（“神圣的东西”）来使自己与他们构成一种同一性的关系，甚至他说：“我是教士的外孙，我也自小就是一个教士。”（30）因而在这个SÉMINaire中首要的是外祖父。他们构成同盟：“孩子与老人常常结成同盟，前者发布神谕，后者加以解释。”（27）老人总是赠与性的，而孩子总是接受性的，这种关系使外祖父代替了萨特已故的父亲，从而也无意中使萨特投入了新的欺骗 ，它在萨特的一身中表现一种声音，更是一种敦促他写作的命令，而这些命令是缝于皮下的。然而也不是外祖父的错，而是自发地从文化中产生的（162）。
由此，其二就是作为萨特的文化世界的书房，因为“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35）所以书代表了赠与之链。一方面赠与他童年时代的东西在他后来看来是多么的令人厌恶，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也要把这种厌恶赠与他者（不光是空间上的还是时间上的，不光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将来的人，不光是活人，还是死人），然而有哪些赠与是”属于我的”呢？萨特认为自他能阅读后，那些原来藏在袖珍植物图集中的干涩的声音，那些外祖父只要瞥上一眼就能使之复活的、外祖父能听到而他无法听到的声音就是“我的（à moi）”（42）。因而“是书在说话”（40）。这些声音就是理念之声，它们在作为镜中世界中是先于事物赠与我的（se donner à moi）（44）。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声音，它们跟随了萨特一身：“我的命运就这样被铸造成行了。那是在高夫街一号六楼的一个套间里，在歌德与席勒的作品之下，在莫里哀、拉辛、拉封丹的作品之上，面对着海涅和雨果的作品，在数不清的谈话之间铸成的。卡尔和我，我俩把女人们赶走，紧紧地拥抱，咬耳朵说话，我们就进行这种聋子式的对话，其中的每一个字都留给我深刻的印象。”（23－4）这种单独的仪式性的对话，更是强化了声音的神圣性，由此作为一个“虔诚教士”，他是不得不倾听这个声音的。这些声音准确说是是语音，是命令，不光是敦促他去倾听（实际上已经在倾听了），而是去说，去写作，去“传道”，最后导致了萨特的“过分的慷慨”，导致把自己的生命强加于自己的死亡之上，甚至为了实现这种同一性不惜提前把自己杀死，以唤取同一性的提前到来：“事实上，我还真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我之所以提前把自己杀死，是因为唯有死者才能有不死（l’immortalité）。”（161）以此方式把自己幽灵般赠与活人。
上述外祖父与萨特的谈话是其家庭戏剧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的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仪式，我们耗费了所有的时间来互表敬意”（29），并且“人是礼仪性的存在”（72）。在仪式性的表演上，萨特以“热忱”和“疲劳”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同时，这些文化上的装模作样（以致“我与我所扮演的角色配合地如此默契，以致我再也离不开我的角色了”（24）。所扮演的角色塑造了他的真实。）却培养了他，亦即在他者的眼中成长：“我的真实、我的性格、我的名字，它们无不操在成年人的手里。我学会了用他们的眼睛来看我自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他们无不遗憾地制造出来的怪物。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却留下了注视，与光线混在一起的注视。我正是通过这种注视才在那里奔跑、跳跃的。这种注视保持着我的模范外孙的本质，并继续向我提供（offrir）我的玩偶和世界。”（70）后来萨特自己之所以要摆脱这种行为正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被外祖父和家庭所赠与的，并由此为他们所规定的，而这种赠与对他而言却是如毒药一般，以致他厌恶他的童年。

SÉMINation：一方面，萨特经历了“赠与”赠与他的厌恶，另一方面，他却又是地地道道的“文化教士”，这不光是他说：“我是教士的外孙，我也自小就是一个教士。”（30）“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35）对此他清醒的认识，但却有这样的犹豫：“我是否注定要忍受同一者的永恒轮回(l’éternel retour de la même)。”（187）事实上他的写作就足以表明他已经忍受了：“我重又返回我的象征性的七层楼上，重新呼吸纯文学的稀薄空气，宇宙在我脚下一层层地排列着，一切事物都在唯唯诺诺地乞求一个名字，赠与（donner）它们一个名字，这既是创造它们又是获取它们。若没有这个重要的幻想（illusion），我是决不会写作的。” (52)其中那“一切事物”并非指的只是物，而更重要的是人，所以上述对物的“幻想”更是对人的“幻想”：“我不是也负有写作的使命吗？那么别人肯定也在期待我。”（139）并且把这种幻想神圣化：“我把文学与祈祷混在一起，并把文学变成了人类的祭品。”（147） “我也将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而使处于深渊边缘的人类不致堕落下去，就这样斗士悄悄地让位给了教士（prêtre）。”（147）这种强烈的赠与的欲望更是规定了受赠者本身，并依据自己的赠与对受赠者本身提出了要求，甚至是划分：“有人为其邻人或为上帝写作，而我则决定替上帝写作，目的却是为了拯救我的邻人。我需要的是受恩惠的人，而不是读者。轻蔑的态度会曲解我的慷慨行为。” （148） 萨特记叙了一件小事以说明自己的慷慨：“那些善良的穷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就是行使我们的慷慨（leur office est d’exercer notre générosité）。这是一些羞怯的穷人，他们连走路都贴着墙根。我冲过去，把几个苏的硬币塞进他们的手里，尤其要的是赠给他们一个甜美而又平等的微笑。我发现他们的模样很傻，我很不想去碰他们，但我强迫自己去接触他们：这是一种考验，更何况他们应该爱我的：这种爱将美化他们的生活（cet amour embellira leur vie.）。” （30）其一，表现了萨特的慷慨，实际上是“过分的慷慨”，这影响了萨特的写作目的及其对死亡的看法。其二，萨特所赠与那些穷人的硬币本身不是他的，不是他制造、发行的，同样也不是他赚来的，而是他人赠与他的。赠与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并不是问题所在，而在于他以爱的名义冲过去（s’élancer）将硬币悄悄地塞进（glisser）他们的手里，爱于是就以这种强制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对他者的强制本身也不是从赠与者本身那里发出的，赠与者只是充当了一个说话的代理人：“哪怕是最专制的独裁者，他也是以另一个人，以一个神圣的寄生虫——他以父亲的名义去发号施令。”（20）因此，赠与者在逃避赠与之链：“我既不在它之上，又不在它之下，我在别的地方。”（30）相关于萨特的写作，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同样是强制式的）并不是凭兴趣，而是：“我以为将自身赠与（donner）文学，而实际上却是奉命（les ordres）而行。”（202）这个命令就是外祖父的声音，一个第三者。由此也导致他厌恶童年：“我讨厌我的童年，讨厌由此童年而来的一切，读者对此是不难理解的。外祖父的声音已经录了音，它每每把我从酣睡中惊醒，驱使我伏案写作；倘若这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倘若我在八到十岁之间没有狂妄地把我在卑微之中所接受的所谓委托权承担过来，那我是不会倾听这一声音的。”（135）以此方式，说话者逃离说话的现场而去。
但是也正是写作使萨特摆脱了大人，造就了自己：“我是从写作中诞生的，在写作之前，有的只是镜子游戏（un jeu de miroirs）……我通过写作而存在，并由此摆脱大人。确实，我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写作，当我说，我，这里指的就是那个在写作的我。”（126）在此，萨摆脱了大人们的赠与，却不断地投入到自己的赠与之中去，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作为作者，主角当然是我，我把自己那些史诗般的梦幻都投射到这个主角上，然而他们并不具有我的名字，我也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谈论他。我没有把我的姿态给予（prêter）他，而是借助词语为他制造一个我希望看到的形体。这突如其来的‘距离化’本来是应该使我大吃一惊的，可它却反而使我陶醉，我是他，可他却并不完全是我，这使我非常高兴。”（121）在此，萨特体验到了作为上帝－－“我是他，可他却并不完全是我。”——的无处不在而又不被他人把握的愉悦，这种愉悦同时就是权力的诱惑：“作为英雄，我与各种暴政作战，而作为造物主，我又把自己变成暴君，我经历了权力对我的种种诱惑。”（122）这个权力就是爱是权力，亦即赠与的权力，进一步说就是，通过文本的不死性来建造不朽：
“作为一个恐怖主义者，我只把目标对准它们的存在：我将通过语言来建造这种存在。而作为一个修辞学家，我只喜欢词语，我将在词语天国那蔚蓝色的眼睛注视下建造起话语的大教堂。我将为千秋万代而建造。当我拿起一本书，我枉自一次又一次地打开它，合上它，我清楚地注意到它并没有丝毫的损伤。我的目光滑过这一块不会腐坏的实体——文本，相对来说，我的目光只不过是一件微乎其微的表面事件而已，他既不打乱也不损坏什么。相反，我本人则是消极被动的，瞬息即逝的，我是一只被灯光照花了眼的蚊子，我离开了书房，随即我便熄灭了：而黑暗中的书虽然是看不见的，可它永远独自在那里闪闪发光。我将赠与（donner）我的作品这种耀眼的强烈闪烁，将来人类灭亡了，而我的作品仍在残败的图书馆里继续存在下去。”（150）
表面上萨特只是赠与他的作品一种闪烁，而无关于人类的存亡。然而这种闪烁始终是向人的闪烁，因而他必将假设人类的不死性，亦即，赠与必定要以受赠者的存在为前提，而不管他们是死的还是活的，是接受还是拒绝，是发扬还是遗忘，所以萨特决不能忍受人类的灭亡：
“为了使我确信人类将永远怀念我，我心里已经同意：人类将永远不会灭绝。在人类的怀抱中死去，这在我是诞生，就是转化为无限。但如果有人向我提出一个假设，说有朝一日一场大灾难将毁灭整个地球，哪怕这是五万年以后的事，我也会惊恐不安的。即使今天我已从幻想中醒悟，但一想到太阳的冷却，我仍不能不感到害怕。哪怕就在我被埋葬的第二天，我的同胞们把我遗忘，这对我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会继续纠缠他们，我将以他们难以察觉、难以言说的方式存在于他们每个人身上，就象我所不认识，但我又使他们免遭毁灭的无数死者现在正存在于我身上一样。然而，万一人类灭亡了，那么所有死者将真正是万劫不复了。”（202）
在写作中，萨特的赠与过分的慷慨，以致他在摆脱他者所赠与的令其厌恶的童年的时候，却反过来将通过写作，通过建造文字的金字塔使自己不死，同时，也通过对肉身的谋杀以完成生死的同一，从而建立自己的不朽。由此，萨特的死不是真正的死，也没有走出自己生命的边界，而是，他通过写作抹平了生死的界限。他以幽灵的方式游走于将来，因而，他的死也不是本原的可能性，因为他通过将自身赠与将来始终在为自己建立永恒的、“真正的纪念碑”（150），他的死亡并不是否定自身的那种可能性，亦即不是那种不赠与的赠与，相反，他所从事的是过分的赠与，以致为了这种赠与未来（donner l’avenir ），肉身仅仅是工具而已：“为了重生就必须写作，为了写作就必须有一颗脑袋，必须有眼睛和手臂。一旦任务完成，这些器官将自行消失。”（158）以此方式，萨特的怀疑被他自身所证实：“我是否注定要忍受同一者的永恒轮回(l’éternel retour de la même)。”（187）这种轮回就是同一者的赠与之轮回。由此回答了“谜一般的” 最后之言：“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206）而受赠的将来人类的处境就如萨特的童年：
“这个法庭随时准备不经我同意（m’entendre）就判我的罪。”（107）